[转贴]社会诚信丧尽，中国拿什么“崛起”？
颜昌海
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民主国家留过学、经过商的人，都知道信用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必需品。
但在中国大陆，整个社会诚信丧尽。凤凰博主王华斌，在2010年的一篇博文中就指出，只要将良心换成狼心，中国的任何岗位都能发财，而中国穷人大多都是良心放不下的人。
该博文介绍：有位农村的亲戚到城里来，谈起了金浩茶油的事；他说他自己种菜卖，从来没有打农药；就是怕自己的良心不安。作者说正因为你有良心，所以你才贫穷；金浩茶油如果不是因为这事败露，它们今年都要上市了；这是多么大的财呀。这位亲戚问他，难道富起来的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吗；他反问农村的亲戚：如今富起来的人谁敢说自己问心无愧呢？！
这就是中国这个年代的特征，有良心的人肯定是穷人；而富起来的人肯定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作者举例：老家有个队长，这人也在外面包小工程；如果人家要他做点工，就尽混时间；如果人家包工包料，他就偷工减料。正因为这样昧良心干活，所以他也快速地小富起来了。而当时带这人的师傅，却为人老实还是贫穷。因为中国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是样样精通的专家，所以被糊弄是中国人的通病；也正因为如此，就是干这些小商小贩都是没有良心的富；而老实的相反还竞争不赢。如今的农村，村干部是新生富翁阶层；想当初他们也是收入最低的人；老实的村干部还得自己种田维持生计，而没有良心的村干部就依靠欺上瞒下，把农民的补贴费据为己有。现在的村干部，连农民拆迁款都敢提成；所以如今的村干部成为新时代最富有的人，当然这必须是最没有良心的人才能干出来的；因为土地款按照规定应该是赔偿农民的，连农民拆迁款都贪污的人还有良心吗？所以最没良心的村干部，是最快致富的人。
如今政府官员就更甚，权力谋私是中国特色；权力是公权力，而谋私却是自己的；这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有权必谋私的社会现象。中国跑项目要好处，中国评职称同样还要好处；就连中国提拔干部也是好处先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掌权者能有良心吗？！所以，中国社会的项目不公，中国社会的职称不公；中国社会的干部提拔同样还是不公，因为中国行使权力的人没有良心；所以才造成这些社会不公。然而这些人在制造社会不公时，却把自己培养成了富翁；所以说，官员也是没有良心的人才能富，而且财富与良心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是缺德的人越富；这已经被中国社会的腐败分子证明了。
中国社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没有良心的才能富；一位医生，明明知道患者已经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他却还要别人开刀。最后人家花了8万多的手术费，依然还是两个多月就去世了；这就是没有良心的体现，人死了还要其后代背负巨债。中国的教师，同样也是没有良心才能致富；如今的教师个个有多个工资卡，就是中国社会没有良心的乱收费带来的。
中国的专家学者，只要没有良心就能暴富；如某认证公司，明明一家公司全部从实际出发都建立了自己的管理体系；可专家竟然说这不合格，要5万元钱另做。结果只是用别人的文件给这家公司改个名字再复制一份；就这样两天这个专家就赚了5万元。而王华斌指导 这家从实际出发制定管理体系五个月，竟然只有1500元的补贴费。为什么ISO9000没有给中国人带来质量安全感，却培养出了不少通过认证而发财的千万富翁；就因为这些专家学者没有良心，竟然把有毒的奶粉和油推销给中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中国社会，没有良心的人在危害社会的同时，自己却成了富翁。
王华斌说，如果中国中国人都有良心，中国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假冒伪劣；如果中国社会没有这么多的没有良心，中国社会也不会这么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高薪，竟然是建立在下岗了几千万员工的基础上的；当他们几千万的年薪拿着的时候。下岗人员竟然只能依靠低保而生活着。中国社会没有任何单位给过下岗人员补贴。
中国现在有些专家学者还在误导老百姓，说中国富人是相信创造财富靠规律而致富的；而中国的穷人则是相信创造财富靠运气而贫穷的。却不知道中国的财富是全民的，而只有没有良心的人才敢据为己有；所以中国富人看到改革就是机会，而中国穷人因为良心而看到的永远是障碍。在现在的中国，有良心的人是永远难以致富的，这是一条被改革开放30年证明的真理。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你有一颗永远也放不下的良心；富人为什么富，因为他们早就将自己的良心换成了狼心；这就是中国社会穷与富的秘密。
纵观中国大陆整个60年，1950年代的人，绝大部分是非常悲惨的人，他们遭受饥饿，接受洗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压迫。1960年代的人，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有痛苦的童年，但赶上了改革开放，他们现在不少人成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主流。国内中产阶级和亿万富翁的年龄，平均年龄是一1967年出生的人；千万富翁是1971年出生的人。这两个阶层是中国大陆现在政策获益的人。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最悲惨的阶段就建立在1980年代、1990年代这些人。1980年代这些人，他们的遭遇时，上学需要钱，毕业之后没有工作，然后紧接着高房价、高物价。但1980年代的人买不起房子，没有房子就结不成婚，所以就祖孙三代去给他买房子，一旦这个房地产崩溃的时候，他们全部的希望都破灭了。而到1990年代人，早期1990年代的人开始大学毕业了，他们所面临的更严重的一个失业率。房地产在高涨同样是困扰他们，他们可能连婚都结不起了，没办法结婚，没有钱去结婚了。所以，在整个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这几个年龄层，真正最苦的就是80后跟90后。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劳保、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工作。上大学交高额的学费，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还要买高价的房子。这是他们面临的比60后、70后更艰难的一个局面。而这些人，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而这是被逼的。
人们看到最近一个经济现象，普遍的一个现象，看到浙江法院的一个数据，在2010年11月份公布的，公布的是2010年浙江省高级法院跟中级法院统计的经济纠纷案的每年的增长率为80%。增长的案件，全都是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诉讼案。因为政府土地财政在土地卖光后没有钱了，就要利用各种政策上追究这些台商、外资企业在过去政策漏洞中所犯的法，对它们进行罚款。整个2010年一年中，在仅仅浙江省一个省，就有130万件外资企业的纠纷案，可以想象，这种纠纷增长80%，在全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台商、港商包括一些外国商人，都在讲在中国大陆上当受骗了，被大陆政府坑了。现在，政府对自己的穷人的钱，已经达到了再也压榨不出来的地步，他们太穷了，挤不出钱来了。于是，目光就盯向了企业界，包括内外资。
其实，这当中也体现一个社会诚信问题。无论是王华斌所说的“只要将良心换成狼心，中国的任何岗位都能发财”，还是政府对穷老百姓榨取到无法再榨的地步然后就针对企业敲诈（所谓的钻“政策漏洞”所犯的法，首先也是政府的责任，是其政策的残缺），抑或80后跟90后的困境，全部的责任，当归咎于这个制度的毫无诚信。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在这些国家都有由信用评级机构对每个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在你买房、买车的时候，经纪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你的信用。如果你的信用达不到标准，经纪人就会遗憾地耸耸肩膀，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法办，就是不能买房、不能买车。当然，贪官的大奶、二奶和儿子、女儿来到这些国家，用成箱成捆的现金美元、欧元买。因为钞票本身不会因为贪污得来而变臭，所以用现金买房、买车，就不必去查信用。
长期生活在以信用为本的社会，靠工资生活的正常人，买房很少有不贷款的；买车也是需要贷款的人多。在这些国家买货退货，是家常便饭。多数商店连问都不问，就给办理退货手续。有的商家个别办事人员会问几句：用过吗？有什么问题吗？，你说没用过，人家就不会怀疑；你说不喜欢，人家也不再多话。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商店、极个别的办事人员会节外生枝、刁难你，不愿意办理退货手续。如果你坚持要退，可以找经理；还不行的话，就可以找消费者保护协会，也可以去法院起诉。在是非不容易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法院和消费者保护协会都是偏向消费者的。
在中国这一切都是完全相反的。消费者与商店发生争执的时候，由于商店是强者，有钱贿赂法院和消费者协会等机构，往往是消费者损失钱财又生气、打碎牙齿和血吞。这样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尤其是对于法院等公共机构，更是深恶痛绝。中国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们常说，只有中国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丰富的问题，没有当今官员干不出来的坏事。
由于政府官员带头搞诈骗，中国社会已经是信用丧尽，除了自己谁都不信。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在2011年1月18日发表文章说，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是假的”早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口头禅。社会调查机构对各种职业的诚信作过调查，妓女的信用最高、政府官员的信用最低。由于怀疑和警惕使人神经绷紧，中国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超过一亿多。据世界通行标准，中国的精神病患者超过人口总数的10%。
中国社会形成整体性诚信丧失的原因，在于制度性的腐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1年1月8日“中国改革2010年会：转折与转变”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突破；二是腐败的蔓延，侵入政府肌体，影响政府公信力。吴敬琏说，首先，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早已走到尽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便提出将经济发展转到以消费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此后，九五计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他表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突破，在于体制性障碍。其中，政府掌握过多资源，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相反，一系列集权式的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大量投入资源，获得GDP高速度增长这一“虚假繁荣”。
吴敬琏称，腐败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二大问题。腐败的蔓延，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民众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一些很小的事件常常造成官民对立，引发群体性事件。”他认为，腐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体制性障碍。行政权力介入交易，官员利用权力实施非法“寻租”。尽管中纪委曾努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清理“寻租”的制度基础，“但清理审批制的行为，并未贯彻到底”。相反，近年来，行政审批用各种方式越发宽泛起来。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保留国有经济不坐大的原则外，在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使两条轨道处于长期交错状态。特别是2003年后，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加强行政管制，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在“寻租”上取得既得利益的官员，反对改革、阻止改革，使腐败问题难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停止。
吴敬琏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一些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不可缺失。早期，市场秩序、市场关系依靠熟人市场维持，信誉、名声具有威慑力量。而到了20 世纪末期，“非人格化”市场交易逐步成熟，合约的履行必须依靠第三方执法来维护。但直到现在，明细的法律、公正的执法依然无法保障。一些商人为此寻求当地政府、官员支持，出现另一方面的“寻租”需求，导致腐败问题进一步蔓延。
最后，吴敬琏强调，铲除制度性障碍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目标是实现1992年第14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建立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同时强化与市场化配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吴敬琏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家，但他从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经济的症结，无疑是具有眼光的。中国社会的诚信尽丧，在于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腐败，而腐败的根子，则在权力的不由人民所赋予，更不受人民所监督、所制约。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如果不从这个根子入手，所谓的一切改革，就如王华斌所言，所有的人都会“将自己的良心换成了狼心”，而所谓的“中国崛起”，只不过是狼的咆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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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2-28 08:59:04
显身卡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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