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以悲悯情怀来写作(ZT)

面干汤

白先勇专访

心灵的自由最重要，地方不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家。我很早就认为人生无常，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沧桑感。有人说以出世人的心境做入世人的事情，我很赞同。     白先勇又来了，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1月6日到8日，这部轰动中国两岸四地的昆曲传统名剧在深圳完成第63场巡演。与台北、北京、上海其他城市一样，白先勇的昆曲旋风又迷倒了深圳观众，9个小时的古典美学盛宴，让他们为之倾倒、感动、流泪。     白先勇的生活也被《牡丹亭》拖住了。出于对昆曲前景的忧虑，一位退休后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家中静心写作的作家，走到台前，从整理剧本、培养演员到排练演出，白先勇带着他的一对金童玉女，频频亮相。他疲惫不堪，人情支票开得精光，但也获得很大安慰。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巨大成功，使得大陆昆曲观众的平均年龄下降30岁。大量文化菁英和戏曲菁英的投入，打破了学界和剧团的界限，促成了一次传统和现代的美好结合。     《凤凰周刊》在深圳首演当天专访了白先勇先生。说起他贵族的出身、多舛的经历、痴爱的昆曲，文字中的感伤和悲剧色彩，这位69岁的老人，身着红衫，温和豁达，言谈中带着抹不去的优雅气息。     昆曲·传统美学     凤凰周刊:白先勇先生，之前您常说“大陆有一流的昆曲演员，台北有一流的昆曲观众”，现在还这样认为么？     白先勇:哈哈，已经修正啦，现在我改观了，觉得大陆的观众对昆曲也非常热情。重回大陆后，我在大陆看过昆曲，观众零零散散的，年龄偏高，对戏的反应也没有那么热烈。但昆曲在台湾一直比较受欢迎，好像西方人听歌剧，是一种文化仪式的参与，八成观众来自文化界文艺界和知识界。所以我们2004年在北京演出时，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个戏能不能成，要看能否进京。但当时北京观众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台湾观众。目前为止，青春版《牡丹亭》已有8万人次看过，70～80%是20岁到40岁的观众。     凤凰周刊:这部青春版《牡丹亭》，您最想告诉观众什么呢？     白先勇:最想告诉观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古典美学曾经有过这么灿烂辉煌的成就，我们要重新认识“她”。《牡丹亭》本身是个经典，勾起了我们的文化乡愁，我们似乎远离了我们的文化的家乡。观众感动的原因是觉得美，而这么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演，热烈程度都一样。     凤凰周刊:想用这出戏解决昆曲传承危机的目的达到了么？     白先勇:演员至少训练出这一拨，当然他们还要研究新的戏，不能只靠这个戏。下一步我已经安排好了，让每个行当都去拜师，我替他们找了学费，香港澳门的有心人士栽培他们，还要汇报演出，要考核他们。我有心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级世界级的演员，这个不是我个人能达到的。     观众的传承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收获。看到大学生的热烈反响，我很高兴也很心痛，他们掉泪，他们参加了文化的仪式，是对古典美学的皈依，他们之前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解决观众的传承是有希望的，有的观众是追着我们去各地看，像追歌星演出一样，在他们心中已经播种了。     凤凰周刊:您为何一直这样重视大学生观众群？     白先勇:大学生是昆曲未来重要的观众，也许有人会像我一样，看了《牡丹亭》，昆曲就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也说不定北京大学的观众里面以后会产生文化部长呢，北京师范大学的观众以后大多是文教，做老师、记者、出版，他们影响多大呀。让大学生重新认识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学，意义重大。我们已经在大陆的北大、北师大、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演出过，在台湾也在大学甚至中学演出过。这样肯定是不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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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您曾坦言，昆曲复兴要50年。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化纳入教育体系？     白先勇:对。中港台一体，大学生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都非常薄弱，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教育体系里对传统美学教育的忽视，其实是隐性歧视，年轻人会觉得是因为这些不好，没意思，所以学校不教。比如昆曲，年轻人对《牡丹亭》的热烈反应就证明不是他们不爱，而是之前没有欣赏过好的。这方面，台湾比大陆做得稍好，但是也远不够。     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史流逝了两大瑰宝：一个是宋词音乐，一个是元杂剧。我总在想，那些一定是美得不得了。我真羡慕西方古典音乐，他们保留下来了，那么成熟那么美。现在我们的音乐，比起西方音乐来太贫乏了。我们的声音失掉了，一个失声的民族。     凤凰周刊:确实很可惜。从2002年底开始准备青春版《牡丹亭》至今，这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白先勇:困难一方面是人和体制，苏州昆剧院是比较小的剧团，虽然他们有很好的传统，但只是市级剧团，由于体制编制的限制，他们连灯光师都没有，我就要去台湾找灯光师，外联部也没有，就是我和我秘书两人一起做。另一方面是钱。     凤凰周刊:整个戏的投入有多大？其中多少是您“化缘”来的？     白先勇:我们在台北首演后的费用已经有2000万台币，大约500万元人民币，其中苏州市的投入前后共有100万元吧，其余都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钱，我的人情支票开得精光。台湾那些一流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义工。     凤凰周刊:还有对于戏本身，如何平衡现代和传统的关系，用现代手段保证原汁原味的昆曲，也很难吧？     白先勇:难啊。你看到的必须是正宗、正派、正统的演出，但是21世纪的观众接受它，需要有现代的趣味。把现代的元素放进去又怎么不搅戏？我看很多别人的制作，摔跤就摔在这里。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对，也是试，这方面花钱最多，开了无数会议，我去苏州10次，一次园林都没有去过，就是排练场和宾馆两点一线。     凤凰周刊:举个例子呢？     白先勇:比如说灯光，我们这个戏依赖灯光很厉害，如果只打大白光，9个小时，观众肯定是受不了的，也不能一下红灯绿灯。灯光的变化是很细腻的，要随着音乐悠悠带进带出，跟着戏走。目前的程度，也还没有达到我心中的要求。像《离魂》的最后，灯光暗下来，杜丽娘沿着一条向上的舞台通道慢慢走走走出去，又默默回过头来，这时一个追光打过去，好像她消失在冥府一样，然后音乐起来……这些元素都是现代的，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在这里，效果也很好，而且这是第一折的结尾，她是要回头的，她留恋人间，还要回来。以前的戏是她变成一个女鬼，然后就跑掉了，是不是很好笑。但是现代的手段也不能都用，如果干冰也加进去，那就糟糕了，音乐剧可以用干冰，古典昆曲不行。     凤凰周刊:那一幕我看过，相当精彩。像您这样推广牡丹亭确实用心良苦，有没有更好的模式来操作呢，比如用基金会来做？怎么借鉴别国经验，比如日本的能剧？     白先勇:我做的实在是太累了，别的方式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苏州成立一个昆曲中心，一方面整理剧本，把老师傅请去，让他们选学生，快点培养。我这次选的两个主角就是按照古理，让他们磕头拜师的。另外，在苏州盖一个600人～800人的剧院，设备好，外表也很美，中国式的建筑。做一个文化遗产之旅，要看昆曲就到苏州来，白天看园林晚上听昆曲，多么雅啊。一年演个大半年，旅游也赚钱，昆曲也生根了。我想投资也就几千万元人民币。 日本的能剧，是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支持，政府的力度非常大。如果用基金会来做，就还是个人去募款，很吃力的。香港企业界一些热心人士看到我这么辛苦，成立了一个牡丹基金会，捐款支持演出，我们去美国演出需要几十万美金，也是靠这些钱资助。     凤凰周刊:能通过演出收回投资么？     白先勇:在物质上的投资，我永远收不回来，我的回收是观众得到的教育，美的享受，美的喜悦。     凤凰周刊:您总说希望有人来接手经营这个戏，好让自己退回到写作中，这样一个您一手养大的好孩子，舍得让给别人么？     白先勇:两难中，我撒手不管，好像还有些危险；我管，自己的时间、精力、体力也没法再担负，太累。如果真有个放心的人接手，我愿意给的，只需指点一下，扮演监督角色就可以了。

[ 本帖最后由 面干汤 于 2007-5-5 12: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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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周刊:昆曲中经典剧目不少，而您选择《牡丹亭》这部古典爱情神话来献给观众，这也是您自己的爱情观么？

    白先勇:对，我的爱情观和汤显祖一样，是情真情深情至。目前为止，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还是这类的，我也会欣赏冷静冷酷非常写实的作品，里面描述人类感情的冷淡，我能理解，但是不会太靠近，也不会动心。

    凤凰周刊:也许我的问题有点唐突，但是我的提问不是源于好奇，而是感动。和您的很多读者一样，我非常喜欢您纪念王国祥先生的那篇《树犹如此》。您到中年的时候，为何要向公众坦承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您可以选择不说。是为了解答“为何一直独身”的追问么？

    白先勇:我没有特意选择去公开，如果你问了我，很严肃的对同性恋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会如实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面对自己，没有任何需要说谎和隐瞒。《树犹如此》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悼文，是真实的感情。同性恋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我想有一天，中国大陆也必须面对，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能回避。尤其我是作家，对各种体裁，包括同性恋体裁，都会写。

    凤凰周刊: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倾向？

    白先勇:我想是天生，从小就知道。我目前也认为这种倾向大部分都是天生的，科学也做过很多实验，一对双胞胎，两个人不在一个环境长大，其中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成为同性恋的几率就要比常人大好多倍。

    凤凰周刊:您早年出国并久居国外也和这有关系？

    白先勇:我出国和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很多同性恋者会选择出国，自我流放。尤其在中国大陆，父母是要求孩子结婚的。我出国没有这个原因，我们家比较开明，这方面，台湾整个社会也比大陆开明。

    凤凰周刊:您和王国祥先生守望40年，《树犹如此》一文能看出你们的至情至爱，有人说这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爱情，一部伟大的作品。您在文章结尾写道：“那棵意大利柏树位置的空白犹如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1992年，王先生过世后，您的身心都受到很大打击，1994年您提前从加州大学退休和这有关系么？

    白先勇:他是我的恋人，但是我们之间不完全是恋人之情或手足之情这样简单的定义，应该说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这分感情里面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他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人，精神上的支持。他的过世是我人生中最无法挽回的遗憾。

    但是我提前退休和他过世没有关系，当时我教书已29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我想剩下的时间做更喜欢的事情，比如写作、昆曲。

    凤凰周刊:1976年，您写了有同志恋情题材的《孽子》，反响很大。您说过，这篇小说其实最想表现的是父子关系。您父亲白崇禧将军生前知道您的性取向么？你们谈过这个话题么？

    白先勇:我写《孽子》是1976年，发表是1982年，里面写同性恋的主题，其实更大的是写父子关系，写整个社会。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以父子之间的了解，他心里或许明白。如果他问，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否认的。但是我们没有说过。

凤凰周刊:您觉得他会接受儿子这样的想法么？

    白先勇:他对我们孩子的私生活相当尊重，他若明白知道了，我想他也会接受的。他的“不讲”也就是不干涉的态度。

    凤凰周刊:现在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都大了很多，尤其是2005年的大陆，在同志建设方面发生了很多可喜的事情，但是期2005年12月，大陆首届同性恋文化节却临时被叫停了，这在海内外反响都很大，您怎么看？

    白先勇: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比现在高多了，但到了民国，受了西洋影响，排斥同性恋，因为西方的基督教反对同性恋。现在对这个问题，全世界的趋势是开放，科学对人性的逐步了解，让人性中基本的、自然的东西，最终会受到尊重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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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周刊:您说一生中最有勇气的事情是写作，为何这样说？写作需要多大勇气？

    白先勇:从事写作，要没有任何禁忌，对自己对别人，表达心中真实的感情，这需要很大勇气。

    凤凰周刊:人们对您的文学作品的理解使得您总是和几个词语联系在一起：最后的贵族、乡愁、孤独、边缘、悲悯情怀，总之是有种悲剧美，这种悲悯情怀是天生，还是您的经历使然？

    白先勇:任何标签，都是片面的。我性格中的悲悯情怀与天性和后天经历都有关系，我自己从小生过重病，对别人的痛也能感受到，觉得人生无常。我曾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凤凰周刊:除了写您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传记和纽约客系列之外，听说您还在写一部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白先勇:我一直想写，但是没有时间。1949年前后的上海和南京的历史，还没有能好好写出一部小说。张爱玲写的是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

    凤凰周刊:在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冲击中，中文写作的优势在哪里？前景如何？

    白先勇:我想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世界对中文的重视会加强。文学是文字艺术，中文很美，文字是我们文化最基本的承载。其实无论外界怎么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承认自己的文字之美，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球华人文学奖，像诺贝尔那么高的级别，公正公平认真去评价欣赏中文作品，不是更有意义？

    凤凰周刊:知道去年风靡大陆的超级女声么？

    白先勇:我知道。这个现象哪个国家都有的，青少年文化需要偶像，没有偶像也会制造偶像。一个社会既有流行文化也有精英文化，会同时并存的。我自己听音乐也很广，西方古典音乐，中国古乐，现在的流行歌曲都喜欢，只要好听我都喜欢。

    凤凰周刊:您本身是“红迷”，在美国加州大学，您讲的红楼梦是多年来叫座的名戏。对于2005年大陆作家刘心武引起的一场红学之争，您怎么看？

    白先勇:《红楼梦》是天书啊。各看一页，就像宝玉去警幻仙姑那里看到的那些册子一样，都是些天书。看的人可以讲出各自道理，也无法相互排斥的。

    凤凰周刊:您的读者觉得您和另一个红迷张爱玲写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您觉得呢？和她有过交往么？

    白先勇:她和我受《红楼梦》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说我们同出师门曹雪芹。我和张爱玲在台湾有过一面之缘，1962年前后，我刚大学毕业，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我坐在她旁边。

    凤凰周刊: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匆匆忙忙过活的消费时代，热衷物质主义，人文精神缺失。您怎么看？

    白先勇:这是个问题，商业文化是很强势，很可怕的，而且影响是无形的。西方的文化根基深，底蕴深，不容易冲昏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方面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摇篮，一方面又是现代意大利设计中心，所以我看文艺复兴的艺术品美不胜收，又看到最现代的设计和衣服家居，也美得不得了，都很好。看到以前的你会找到意大利现代设计为何这么好的线索。

    凤凰周刊:曾有人问您晚年生活是否会落叶归根？您说最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如果选择居住的城市，您会选哪里呢？

    白先勇:对，心灵的自由最重要，地方不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家。美国生活轻松，空气好，能安静写作。大陆的苏杭我也都喜欢，台北我最熟悉的朋友多。以后也是到处住住，但写作还是美国好，安静。

    凤凰周刊:听说您对气功和星座都很感兴趣？

    白先勇:我在美国拜师学的气功，师傅是一个西安女孩。我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30分钟，在深圳也练，对身体很有好处。我也越来越相信星座决定命运，我是狮子座的，狮子座的毛病我都有，呵呵。我看身边的朋友，性格上大的主轴都和星座很相近。

    凤凰周刊:您觉得自己是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

    白先勇:悲观乐观我都有。做事情我是乐观的，积极的，但对人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悲观，是有悲剧感，我现在信佛和这个也有关系。我很早就认为人生无常，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沧桑感，母亲去世、家国变动，就是那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有一个长辈老师，他说以出世人的心境做入世人的事情，我很赞同。

    凤凰周刊:想过给自己写怎样的墓志铭么？

    白先勇:墓志铭就不必了。我想每个人到世上走一趟，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来来去去，没有白活的，这个痕迹让后来人去评说吧。我觉得我自己是4个字：得天独厚。我生命中有真挚的朋友，也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成了。这就不得了了。

    凤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自己幸福么？怎样才算幸福？

    白先勇:幸福的。幸福感很重要源自亲人朋友，他们是我这一生结的善缘。名利只是一时兴奋，忘记得很快。(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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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起白先勇:D
第一反应倒不是他写的小说
反倒是昆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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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还是会小说说话的吧: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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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后院西隅近篱笆处曾经种有一排三株义大利柏树。这种义大利柏树（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长於南欧地中海畔，与其他松柏皆不相类。树的主干笔直上伸，标高至六、七十尺，但横枝并不恣意扩张，两人合抱，便把树身圈住了，於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主，甚有气势。南加州滨海一带的气候，温和似地中海，这类义大利柏树，随处可见。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树密植成行，远远望去，一片苍郁，如同一堵高耸云天的墙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迁入「隐谷」这栋住宅来的。这个地区叫「隐谷」（Hidden Valley），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当隐蔽，虽然位於市区，因为有山丘屏障，不易发觉。当初我按报上地址寻找这栋房子，弯弯曲曲，迷了几次路才发现，原来山坡后面，别有洞天，谷中隐隐约约，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黄昏驱车沿着山坡驶进「隐谷」，迎面青山绿树，只觉得是个清幽所在，万没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长达二十余年。

　　巴萨隆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号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讲缘分，这栋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为着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屋前一棵宝塔松，庞然矗立，颇有年分，屋后后一对中国榆，摇曳生姿，有点垂柳的风味，两侧的灌木丛又将邻舍完全隔离，整座房屋都有树荫庇护，我喜欢这种隐遮在树丛中的房屋，而且价钱刚刚合适，当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须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强韧惊人，要拔掉煞费工夫，还有雏菊、罂粟、木槿都不是我喜欢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绝非我一人所能胜任。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至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芭芭拉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王国祥那时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们却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每天早晨九时开工，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钟才鸣金收兵，披荆斩棘，去芜存菁，清除了几卡的废枝杂草，终於把花园理出一个轮廓来。我与王国祥都是生手，不惯耕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幸亏圣芭芭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冽，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邻舍有李树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血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恢复了
　　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称，这个城的山光水色的确令人流连低徊之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城的一个好处是海产丰富：石头蟹、硬背虾、海胆、鲍鱼，都属本地特产，尤其是石头蟹，壳坚、肉质细嫩鲜甜，而且还有一双巨螯，真是圣芭芭拉的美味。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不很懂得吃带壳螃蟹，码头上的鱼市场，生猛螃蟹，团脐一元一只，尖脐一只不过一元半。王国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这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到码头鱼市，总要携回四、五只巨蟹，蒸着吃。蒸蟹第一讲究是火候，过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国祥蒸螃蟹全凭直觉，他注视着蟹壳渐渐转红叫一声「好！」将螃蟹从锅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稳，正好蒸熟。然后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那便是我们的晚餐。那个暑假，我和王国祥起码饕掉数打石头蟹。那年我刚拿到终生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柏克莱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我们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园子整顿停当，选择花木却颇费思量。百花中我独锺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穠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於中国，盛产云贵高原，后经欧洲才传到美国来。茶花性喜温湿，宜酸性土，圣芭芭拉恰好属於美国的茶花带，因有海雾调节，这里的茶花长得分外丰蔚。我们遂决定，园中草木以茶花为主调，於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后才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幼木。美国茶花的命名，有时也颇具匠心：白茶叫「天鹅湖」，粉茶叫「娇娇女」，有一种红茶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十足的美国茶，我后院栽有一棵，后来果然长得伟岸嶔奇，巍巍然有大将之风。
　　花种好了，最后的问题只剩下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屋主原来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撤走后便留空一角。因为地区不大，不能容纳体积太广的树木，王国祥建议：「这里还是种Italian Cypress吧。」这倒是好主意，义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进无量。我们买了三株幼苗，沿着篱笆，种了一排。刚种下去，才三、四尺高，国祥预测：「这三棵柏树长大，一定会超过你园中其他的树！」果真，三棵义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得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中的地标。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德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狡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拿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柏克莱，曾跟随名师，当时柏克莱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义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尺，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尺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於春意盎然起来。
　　一九八九年，岁属马年，那是个凶年，那年夏天，……（编者注：此处略有删节）那一阵子天天看电视全神贯注事件的发展，很少到园中走动。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义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乾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树，如遭天火雷殛，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常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教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两则，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甚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验血出来，发觉他的血红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着医生替他抽骨髓化验，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记忆，又涌了回来。

　　许多年前，一九六○年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验结果，血液科主任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血小板、红血素等统统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最后黄大夫十分严肃的告诉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贫血症。」的确，这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症病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癒.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癒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元。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这样一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CC.由於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王国祥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戆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柏克莱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金寄给我接济《现文》，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我点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於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於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时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却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面干汤

(续)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癒.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始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牙哥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带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於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於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监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共加重分量；黄覟、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检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板夥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於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夥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用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於凯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间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CC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那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於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的接受那八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瘀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钜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欢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中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当然，王国祥也很关心世界大势，那一阵子，东欧共产国家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崩瓦解，我们天天看电视，看到德国人爬到东柏林墙上喝香槟庆祝，王国祥跟我都拍手喝起采来，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作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於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发上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赶紧送他上医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码开到每小时八十英哩以上，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医生测量出来，国祥的血糖高到八百MC / 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脑细胞便要受损了。原来他长期服用激素，引发血糖升高。医院的急诊室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凯撒的急诊室比普通医院要大几倍，里面的生死挣扎当然就更加剧烈，只看到医生护士忙成一团，而病人围困在那一间间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间里，却好像完全被遗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诊视，可是探一下头，人又不见了。我陪着王国祥进出那间急诊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我在台湾看病的医生是长庚医学院的吴德朗院长，吴院长介绍我认识长庚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生施丽云女士。我跟施医生通信讨教并把王国祥的病历寄给她，与她约好，我去台湾时，登门造访。同时我又遍查中国大陆中医治疗这种病症的书籍杂志.我在一本医疗杂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医院血液科主任吴正翔大夫治疗过这种病，大陆上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同时我又在大陆报上读到河北省石家庄有一位中医师治疗「再障」有特效方法，并且开了一家专门医治「再障」的诊所。我发觉原来大陆上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疗效还很好。於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能够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我把想法告诉国祥听，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甚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癒.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叠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曙光医院治疗「再障」也是中西合诊，一面输血，一面服用中药，长期调养，主要还是补血调气。吴大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我听闻淅江中医院也有名医，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於我重於一切。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原本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大陆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於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沈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运到偏僻的中国北方去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后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晕眩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於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於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入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节。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相较於一年前「六四」时期，人山人海，民情沸腾的景象，天安门广场有一种劫后的荒凉与肃杀。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大陆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中国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面干汤

　　(续)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呜笛往医院驶去。在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我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祥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祥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於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相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於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洒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於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见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蒐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义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面干汤

这篇散文真真是至情至性之作
读之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