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饭： 浙大"愤青"教授让人肚皮笑痛的讲演

轩辕岚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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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05年就贴上来了,不过当时并不知此教授名叫郑强.直到今年元旦时 在网上看到他演讲的视频.现将视频贴上来与大家共赏。。。
     
这是被誉为“浙江大学第一愤青教授”的郑强教授的一篇非常有名的一次演讲。

俺特找来与大家分享。他提到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关注，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意志更坚强，生活工作更富有**。         

全文如下：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现在在日本奖学金最高的是美国人、欧美人；第二是韩国人、台湾人；第三是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第五才轮到中国人。我就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龙井茶，而只知道乌龙茶，就因为旭日升乌龙茶的广告宣传。日本人在开始做乌龙茶广告时找了6个最漂亮的中国女孩，日本人就从这个广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女性的漂亮是因为喝了乌龙茶。所以，日本人特别崇尚乌龙茶，而不知道龙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欧美，谁能讲英语，谁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会英语，但为了表现自己会英语，就叫秘书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备在冲绳开政府间合作会议时，见到克林顿用英语问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讲英语很糟糕，森喜郎见到克林顿，将“Howare you!”说成了“Who areyou?”，克林顿以为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国总统，他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这么问我？我今天也跟他来个幽默：“Iam husband of Hilary.”森喜郎不管克林顿怎么说，就忙按照程序回答：“Metoo.”，克林顿想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变成你老婆了？这在日本就成了个大笑话！

   最近，我们在办高新科技园区，就国家的投资而言，我们的领导的意见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国家，达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惭愧地向大家谴责一下自己：我们中国的教授很多拿了国家的钱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样，把钱用完了，就写点文章，塞在抽屉里，一点用都没有，就向领导报告：我做完了。这很对不起国家的钱！说实话，应该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对企业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

   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对张德江书记说：浙江要建经济大省，文化强省，但是“大”不等于“强”，“民富”不等于“国强”。科威特有的是钱，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说：经济强省应该有下列标志。我问张书记：第一，浙江省现在的经济总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经济有几个是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民生的、大的工业？第三，浙江的经济真的有一天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能抗得住吗？这些浙江省都有问题。浙江的市场发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里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跑到你这儿买？现在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浙江市场里卖假货的很多，要么走　私、要么卖假，这几年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再过几年，辽宁的人要货在北京买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来买，如果不到你这儿买你怎么办？现在浙江称为塑料大省，全国三分之一的塑料制品产在浙江，上次在余姚，就召开过塑料科技大会。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还有娃哈哈。但是，请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过来，用高薪养起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们却尽唱高调。那天，我最后是带着感情与张德江谈的：我是爱浙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教育学生习惯了，我认为对待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育的角度讲他，而不是去夸他“长得好”、“今后要当科学家”，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我愿意对张书记提点意见。

   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三、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坂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　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　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

   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捐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捐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这件事向各位通报一下。

   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轩辕岚辙 于 2008-7-17 01:29 编辑 ]

一诺千金

呵呵，虽然有道理，可惜也没办法

y00100

好像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个东西了

屯桥人

笑谈中见深意
明天接着看

BELIEVE

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地

秀拔东林

顺其自然

屯桥人

终于看完了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吧！
一次讲话又能改变什么

Bruce

每年都讲一次

老生常谈了

轩辕岚辙

原帖由 Bruce 于 2008-7-24 01:07 发表
每年都讲一次

老生常谈了

是的啊，其实呢看个一遍也就够了，这样才能回味无穷。。。。个人觉得我们每届毕业班学生都有必要看一遍，比领导讲话有感觉多了。。。 陕西开个千人大会，据说只有十几个打盹，要是派个会讲话的人在台上演讲，估计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开这会也没这个必要，如果想申请吉尼斯纪录的话，区区千把人是远远不够的噢。。。整个几万人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