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足迹一文发布后,得到众网友的关注,在此表示感谢,为回答部分网友的疑点,本篇再充实部分内容.
中共天台第一个特别党支部成员之一
余虞廷的足迹
父亲余虞廷(余仁峰),笔名庸夫、虞廷。参加革命化名金二,1900年12月16日出生在天台县三里宋村,取妻陈献妹,畲族,华塘村人,育四子一女。
爷爷身体矮小孱弱,又驼背,单凭爷爷肩挑販盐赚取苦力钱难以度日,还要家中奶奶,母亲、和两个姑妈编织草鞋卖钱度日。小姑妈小时候常説的一句话,“我碗里的粥中能看到月亮和我的影子。这句话是当时我们家境生活的写照。受当时氏族势力的影响,在家族鼎力的资助下,父亲13岁才开始读书。在校身穿唯一的一件长衫,回家走到老鼠岺脚要換下长衫才回家。
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屡屡边读边跳级。1917年他17岁时,考入临海省立六师,同年考入的天台人还有许杰、许尧(又名陈勉),在六师就读于朱自清(当时朱自清老师自编六师校方用油墨自印的一本教材每个学生一本,传授康熙字典的切音法,如:刚亢○昂 噹汤嘡囊 帮胖旁忙……。此法难懂,无师传承难学。朱自清老师为解决这个难问题,才着手编了这套教材让六师学生熟读,便于查阅康熙字典之用)老师的门下,成绩总在前三名。在六师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五四》运动,与同班同学许杰等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喊“抵制日货” 、“收回青岛” 、“反对二十一条” 等口号,还到海门大校场烧毁大批日货。
六师毕业后,受正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同乡好友曹天风的影响下,二十年代初父亲也如愿地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上海大学(1922.10.23—1927.5.2)是南方革命摇篮,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在李大钊推荐下,邓中夏任教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教师有蔡和森、瞿秋白(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任弼时、陈望道、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等。深受上海大学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进步的父亲在1923年就开始评论:张维褀君的〈落伍〉》、《孙梦雷的〈毕业后〉》、《叶绍鈞君的〈平常的故事〉》、《东游記之—班》、《国歌改造运动》等文章。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
1926年夏,北伐時期,国共合作,中共党员、国民党浙江省常委宣中华受命提议剛从上海大学毕业的曹天风筹备和成立天台县国民党党部,并筹建工、农、妇等群众组织,其统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在同窗曹天风的建议下,父亲出任天台县国民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事件后,被天台县国民党清除出党。
1927年秋,父亲与徐鹏翔、齐幼民等组织“台州读书社天台分社”对外称“醒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到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帮助改组省委。八七会议精神在宁海传达,要求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武装力量。浙南特派员陈绍奏派蒋如琮到天台建立党组织。11月底,蒋如琮(三门蒋岙村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与林迪生(又名林攸绵,今三门人)一起来到天台,他们以乙丑读书社成员为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先后介绍陈康祚、余虞廷和袁定贞(女)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天台特别支部,以蒋如琮任书记,直属浙江省委领导。这是天台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此,天台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父亲入党后积极工作。在城关东门红疗医院杨敬夑家召开的各地党支部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特别区委。成立了城区、欢岙、东区、小西区、南区共5个区委,父亲任南区区委书记,在石塘徐小学教书,发展党员徐世翰、徐启文、徐帮基、徐度等二十人之多,在他的主持下,在淡溪小学、石塘徐溪滩、花桃溪滩等处召开党员会议,趁乘凉之便向农民宣传苏联人民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还领导党员张贴标语,反对政府增加粮税,要求减租减息,1928年5月26日享旁暴动后,省特派员老俞(真名包定,三门亭旁人)来到天台住在父亲工作处,将近二个月,帮助开展工作,这些行动被校长、国民党员徐振声发现,认为父亲是危险分子,被驱逐离校。父亲后在三里宋村建立党支部,宣誓时地址选在虞运见家,便于进退,发展党员有虞运见、虞仁田、虞仁元、虞仁广、虞小木、丁允标、陈立印、陈建川、方前人陈方球等,并发展了塘下丁村的支部,期间以余虞廷家、石虎殿、湾塘山,麦田等处为活动据点,领导布置开展“二五” 减租斗争,引起当地土地大户们的不满和伪乡政府的注意,天台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加强了白色恐怖行动。中共党员邱康土通知父亲到石墙头接头,告诉父亲已受当局怀疑,组织通知必须马上转移,父亲立即回到家处理完文件,大年三十夜离开天台远赴南洋。到南洋后与蒋如琮、许杰(蒋如琮、许杰因亭旁暴动失败后经上海转移至南洋,在南洋办光明日报)等取得联系,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市任《新中华报社》编辑,发表进步文章,印尼当局封闭报社,父亲被逐,转移到爪哇创办新中华时报继续宣扬进步思想,并在《拓荒者》杂志中以庸夫笔名宣传“耗者有其田” 、《新时代妇女》刊中发表“马来半岛妇女”等又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回到上海。
1932年至1936年天台党组织遭到中统特务陈家壁的出卖和破坏,损失惨重,父亲被迫离开天台到上海。
1933年在上海《生存月刊》第四卷第五号(78页--79页)发表了题为《囚徒之歌》一文:
囚 徒 之 歌 生 存 月 刊 第四卷第五號 七八
虞 廷
早就知道有這樣的時節, 這是算得怎樣的一回事呀?
惡魔,你且莫那末獰笑: 大火已將燒進你們的魔宫!
我們祖若父積世的奴役, 數千年勞動而來的血汗,
徒築成了你們美麗的寶座, 填塞你們下流無厭的慾壑。
我與生以俱來的只有貧苦, 在垃圾堆一樣的生活圈裹,
葬送我的本能活躍的青春。 你們呀,佔有人世的一切!
誰還忍受這沉重的壓榨, 加在背上一條一條的鞭笞:
苛捐、重税、重租、徭役, 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時候了。
到了不能生活下去的時候, 誰還幻想你們欺骗的憐憫?
爲自己要跳出痛苦的深淵, 只有走上這條鬥争的血路。
受盡了數千年饑寒的迫害, 有了數千年來磅礴的怒火,
這属於我們的怒火呀, 迫使我們舉起反抗的叛旂。
现在是我們翻身的時候了, 千萬人统一了前進的步調。
想以牢獄當住時代車輪, 那是眞正無可挽救的愚蠢;
你看吧:那農村,那城市, 火熖一樣燃燒著的是什麽?
時代已属我們你有何權力 遏止属於我們的時代?
父亲到上海后,坚持写出对敌斗争的檄文:要推翻压在劳苦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反映出对旧社会反抗到底的思想。
1938年,父亲在大公中学任教,在中共天台县委书记齐德夫的领导下,父亲与戴介民(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共党员,是蒋如琮的入党介绍人,黄岩籍,当时任大公中学教导主任)、王育和、许杰等在天台大公中学发动组织学生参加民先,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父亲趁纪念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的第—个‘五卅’纪念日,在《大众抗敌》刊发表《今年的五卅》的文章。
今年的五卅 (文章来源于《中共党史数据库》)
余虞廷 (见《大衆抗敵》刊 1938年第二期)
一九三八年的五卅纪念日又到了。
十三年前的五卅運動,實是激怒了全國廣大民衆反帝自衛的信號,也是今日全面抗戰,争取中華民族最後勝利的先锋。所以,在今年,我們的纪念五卅,該有更大的意義的。
五卅運動,為中華民族反帝鬥争的劃階段的一幕,这是首先須得認識的。因爲第一,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雖也有不少的反帝史蹟,然而從没有一次,比五卅運動更偉大。
而且過去的反帝運動,大都是散漫的、無组織的、缺乏團结力的,如義和團是。五卅運動不但提出了很鲜明的反帝口號、有组織、有計劃的進行反帝争鬥;仝时,還聨合了各階層的反帝力量统站在仝一戰線上向國帝主義的營疊總攻,使帝國主義在華的势力遭受了很嚴重的打撃。
第二,「五卅」運動展開後,英帝國主義雖到處屠殺我民衆,而我民衆的反帝運動,却仍:蓬蓬勃勃的發展滋長着,结果竟使英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失,表现出我群衆力量的偉大,在中華民族解放鬥争史上放一異彩。
第三,我國民族解放運動雖早已發動,然而大部分的人民還没有深刻的民族意識,酣睡在迷夢中。自「五卅」運動後,中國各階層的民衆都很清楚的認識出帝國主義的獰惡面目,了解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障碍。同時,還看出群衆力量的偉大,改變了「怕外病」的心理,堅强了反帝勝利的信心。
其次,我們要認識,五卅運動雖是大英帝國主義者对我們施行炮艦政策的纪念日,但造成這一導火線的還是我們的當前的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在平時我們要纪念五卅,我們就决心打倒帝國主義,可是——在今年,我們的纪念五卅,又該有進一層的認識的。
我們旣知我們的当前大敵,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便集中力量,來對付我們的大敵,我們是被侵略的民族,我們的力量是单薄的;我們在這整個民族的生死鬥争中,敵人應以愈小愈好。因爲少一个敵人,卽增强我們應付敵人的一分力量。反之,多一个敵人,卽增强敵人的一分力量,削弱自己的抗敵的力量了。因此,在這全面抗戰中的今日,我們对於其他帝國主義者,只好暫時放开一手,使他們能同情於我們的抗戰以拉籠我國際間的盟军的势力了。
再其次,我們在今年的五卅纪念節中,該更進一步的自覺。因爲象過去一樣的方式纪念五卅是不夠了。如今並不是開會喊口號發傳单贴標語寫空文章,就可以算事了的。我們要配合着目前抗日自衛的行動,認識「五卅」所昭示我們的民衆力量的偉大,實踐的積極的深入民間,去唤醒民衆、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装民衆,使全國民衆個個都成爲堅强的戰鬥員才是。我們要把全民武装起來,站在抗日的同一戰線上,打倒當前的大敵——日本帝國主義,建起一个簇新的中華民國才是。
1938年我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为唤醒广大民众,父亲在国内大声呼喊。《五卅》全文鲜明地阐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最基本的救国方针,用大幅篇段将我党斗争的具体策略进行宣传动员,并号召民众如何行动才能拯救中华民族——我们要把全民武装起来,站在抗日的同一战线上,联合国内外一切力量进行抗日,还我河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1940年大公中学被国民党封闭后,父亲转入天台中学教书时,秘密联系中共其他党员与天台县国民党参议长王定锐等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
解放后,1955年蒙冤逮捕,1956年遭到不公正的判决:“交群众管制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66年“文革”时遭受到非人般的批、游、斗迫害致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胡耀邦同志提出,要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要落实政策。于1986年天台县人民法院:“撤销本院1956年以反革命罪定罪判刑不当,应予纠正,对余仁峰(余虞廷)改判无罪”。
受父亲对伟大党信念不移的精神影响,目前,子孙们有中共党员十余名,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继续实现他的未竟事业——为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