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贪官化企管为“妻管” 8情妇各司其职

秀拔东林

（香港讯）因涉嫌贪污受审的安徽省宣城市委前副书记杨枫，被揭发运用现代企管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后因失宠的“首席情妇”向当局揭发，荒唐行径才曝光。 <p>　　据《太阳报》报道，49岁的杨枫因受贿70多万元人民币（约14万新元），日前在巢湖市出庭受审，他包养八名情妇的事也因此曝光。 </p><p>　　报道说，杨枫的妻儿在合肥，和妻子长年分居两地，但他身边总不缺少“红颜”相伴。 </p><p>　　杨枫2001年当选宣城市副市长，2003年3月到专门培养高级干部的北京行政管理学院攻读MBA期间，结识了一名在宣城任宾馆经理的32岁邹姓少妇。杨枫自称是一名学者，不喜欢应酬，又声称与妻子十分恩爱。其“清高”与“忠贞”打动了邹，邹后来就成为杨枫的情妇。 </p><p>　　不过，邹很快就发现杨枫另有六个情人，大发雷霆。但杨枫安抚她说：“从古到今，优秀男人哪个没有三妻四妾，但你是第一位。”邹妇竟然听信并感动落泪。杨枫又向她诉苦说：“我只有一个身体，可她们之间争来争去，乾脆将那几个女人交给你管理，有什么事你出面帮我解决。” </p><p>　　报道说，杨枫随即运用所学过的MBA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为众情妇作出排序：邹妇首席，依次是二号张某、三号李某、四号黄某、五号林某、六号陈某、七号刘某。 </p><p>　　杨枫又将众情妇分为四种类型：爱钱型、爱帅哥型、爱权力型、爱吃醋型。邹提出，人尽其用，安排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有的主力公关，有的经营公司，共享利益。 </p><p>　　在邹的管理下，杨枫与情妇们相安无事。杨枫还把部分贿款交给邹保管。 </p><p>　　2004年底杨枫生病住院，医生怀疑他生癌，其他六名情妇一下子便销声匿迹，惟有邹不离不弃。 </p><p>　　杨枫病好后，为讨好他，邹将邱姓酒吧女介绍给他。杨枫从此疏远了邹，邹曾当着杨枫的面割脉抗议，但不获理睬，还被令将代为管理的钱都交出来。邹于是四处揭发杨枫的腐朽生活，引起安徽省纪委的关注，终于导致杨枫落网。</p>

吃了空看看

<p>异想天开的</p><p></p>

水龙头

<p>为什么不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多X制的弊病可以说肯定是大于一X制的。</p><p>不管怎么样，对于党内的少数FB分子，我们就要严惩不怠。</p>

吃了空看看

除非实行多X制,否则不可能的,自已能给自已开刀吗?

水龙头

社会如此，需要清官。或者说是需要有能力的人来清理这些FB分子。

吃了空看看

偶也看了这个报道的，看来现在成功人士都是包二奶的，否则即使成功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世道如此啊！

tianmeng

呵呵,一点感觉都没得.

苹果蓝

<p>现在处级以上查一个准一个!</p>

秀拔东林

纪检监察报《从让贪官不寒而栗的朱元璋编书说起》一文谈到朱元璋时说，“就是这样一位令当时的官员不寒而栗的皇帝，在他酷刑治吏的同时，也注意‘惩防并举’，亲自主持将官民犯罪的案例编撰成书，颁行全国，警示和教育官吏”。从此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朱元璋不仅仅是一个“酷刑治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注重“编书治吏”的皇帝。但问题在于：朱元璋“教化”官员的苦心真的能够起到警示、教育的功效么？<br/>　　<br/>　　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社会的皇帝，对于贪官污吏非常痛恨，并且认识到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系激起社会动荡、危及朱家王朝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大防止官吏腐败的力度本无可厚非。笔者认为，无论以任何理由，以包括“挑筋去指”、“剥皮实草”的野蛮酷刑，“族诛”——动辄诛连成千上万者的滥杀无辜，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反动和倒退；尤其是朱元璋竟公然地在本应庄严的朝堂之上扒了大臣的裤子“打板子”，更是“撕文扫地”、有伤风化，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感。朱元璋“酷刑治吏”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就在于：或者出于对做官的恐惧，或是出于为朱元璋的野蛮行径、无视大臣人格和朝堂的尊严所不耻，使得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拒绝出仕；而朱元璋社会底层的出身本身就足以引起其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知识分子的拒不出仕又加剧了朱元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创了“文字狱”的先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严重影响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对人类文明史的反动和倒退为巨大代价，“酷刑治吏”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其目的，于是不得不发出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br/>　　<br/>　　那么说，在“酷刑治吏”失败之后，依靠“编书治吏”就能够起到作用么？笔者认为，朱元璋以为“编书”就能够达到“酷刑”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未免过于天真。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传统的教育之中，《四书》、《五经》作为必学的、启蒙的课程，宋朝赵普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虽然朱元璋本人受教育不多；但当时高级官吏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应当读过“圣贤书”的；至少，在其打下江山之后以科举获得官员身份的人都是读过“圣贤书”的。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成为“君子”、“圣人”。<br/>　　<br/>　　从正面引导即教育的作用而言，绝大多数官员都应当懂得孔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既应当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君子慎其独也”）进而实现个人修养与天下大治的“双赢”，这对于一个读过书的人应当是常识性的东西，根本没有必要重新“编书”。<br/>　　<br/>　　从负面的教训即警示作用而言，据《稗史类编·刑法类·皮场庙》记载，在“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相对于官府旁边的这些用装了草的贪官的人皮，在警示的实际效用上看，恐怕任何关于“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说教都会显得黯然失色的，专门为此编书进行警示更是多此一举。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正面的教育，还是反面的警示，仅仅依靠官吏自身的内部约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br/>　　<br/>　　笔者认为，尽管朱元璋本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尽管朱元璋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并未达到其根本的目的，其根源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没有、也不可能挽救朱家王朝最后灭亡的命运。从根本上防止或者说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依赖于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逐步地构建和完善包括反映“民意”的舆论在内的对权力的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反腐败的进程之中，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但更要看到的是：在我们强调廉政文化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时，更应当看到的是廉政文化只有建立在民主、法治的文化基础之上，加强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形成让官员畏惧监督、畏惧民众舆论的文化，才能够切实发挥出其在防止贪污腐败中的基础作用。

一诺千金

<p>呵呵</p><p>看来北京行政管理学院教学质量不行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