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重访边城

人山人海

关于〈重访边城〉

◎皇冠编辑部
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先访台湾，再到香港。

一九六三年三月，张爱玲写下一篇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在当时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二○○七年十一月，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以朗从家里面一箱箱的张爱玲资料中，发现了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稿──〈重访边城〉，那是根据张爱玲本人在台湾和香港的短期旅游经验，所写下的完整游记！

让人惊喜的是，它不是从英文版直接翻译，而是张爱玲重新写过的版本。

台湾和香港，在张爱玲眼中皆属「边城」，透过她的眼睛，我们彷佛穿越时光，看见了一个焕发着奇特生命力的台湾，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寻常生活。

※编注：此份手稿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难辨，为尊重作者，在此以空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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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边城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

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


　　张爱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逊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逊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逊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逊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逊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逊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彷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书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彷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租。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料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注）

※注：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还是古朴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撇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摄：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颀长穿白袍的一个，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垂直披在面颊上，如同鬓发。矮黑的一个，脸黑得发亮，撇着嘴冷笑，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像近年来南管出国，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彷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已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丬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卜西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Ｔ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炼，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象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橡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

　　此地的庙跟台北一样，供香客插烛的高脚蜡台上都没装铁签──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湾还是古风，山字架的下截补换了新木，更显出上半的黯黑旧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庙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箩，想必箩中可以站满蜡烛──一只都没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与高矮，不会不是烛台。因陋就简，还是当初移民的刻苦的遗风。

　　还有一个特点是神像都坐在神龛外，绣幔前面。乍看有点看不惯，太没掩蔽，彷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想来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进，天气又热，挥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会污损丝绸帐幔。我看见过一张照片上，庙门外挤满了人，一个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着横抱着个长须神像，脸上的神情亲切，而彷佛不当桩事，并不肃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乡离井，同荒械斗「出草」也都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间又还经过五十年异族的统治，只有宗教是还是许可的。这里的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所以有点西部片作风。我想起公共汽车旁的打斗。

　　花莲风化区的庙，荷叶边拜垫上镶着彩色补钉图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只破了的，垫在个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这里的缸大概是较日常的用途。缸上没有木盖，也许还是装自来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横幅浮雕板上嵌满碎珊瑚枝或是海滩石子作背景。日光灯的青光下，绣花神幔上包着的一层玻璃纸闪闪发光。想必因为天气潮湿，怕丝绸腐烂。

　　夜间没有香客，当然是她们正忙的时候。殿外大声播送爵士乐，更觉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庙祝高坐在一个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翘着脚喝茶谈天。殿侧堆着锣鼓乐器，有一面大鼓上写着「特级」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简陋的三层楼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独门独户站在一小块空地上，门口挂着「甲种妓女户」门牌。窗内灯光雪亮，在放送摇滚乐。靠桥直挺挺两只木椅，此外一无所有。两个年青的女人穿着短旗袍，长头发披在背上，彷佛都是大眼睛高个子高胸脯，足有国际标准，与一个男子在跳摇滚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点猪相，拱着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着米色拉炼夹克，随和地舒手舒脚，至多可以说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许是他们自己人闲着没事做广告。

　　二等妓院就没有这么纯洁了。公共食堂大观园附设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听说是二等妓院。楼下一排窗户里，有一张藤躺椅上铺着条毛巾被，通内室的门里有个大红织锦缎长旗袍的人影一闪。这样衣冠齐整怎么按摩？似乎与大城市的马杀鸡性质不同。

　　另一个窗户里有个男子裸体躺在藤椅上，只盖块大毛巾。又有个窗户里，一个人伛偻着在剪脚趾甲。显然不像大陆上澡堂子里有修脚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点钱在家里剪，而在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且忙着去剪脚趾甲。虽然刚洗过澡指甲软些容易剪，也是大杀风景的小小豪举。

　　这一排窗户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统间，下半截墙漆成暗绿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只老式挂钟。楼下大敞着门，门前停着许多单车，歪歪斜斜互相偎倚着迭放。大门内一列深棕色柜台，像旅馆或医院挂号处。墙壁也漆成同样的阴暗的绿色，英美人称作「医院绿」的。

　　大概因为气候炎热需要通风，彷佛没有窗帘这样东西，一律开放展览。小电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铁门，望进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银幕与两旁的淡绿色舞台幕。

　　风化区的照相馆门口高高下下挂满妓女的照片，有的学影星张仲文长发遮住半边脸，有的像刘琦，都穿着低领口夜礼服。又有同一人两张照片迭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对我图」。

　　夜游后，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正楼有飞檐，山墙上镶着湖绿陶磁挖花壁饰，四周簇拥着淡蓝陶磁小云朵。两翼是平房。场院很大，矮竹篱也许是后添的。院门站得远远的，是个小牌楼，上有飞檐，下面一对红砖方柱。

　　台湾彷佛一直是红砖，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大陆从前都是青砖，其实是深灰色，可能带青灰。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径称为青砖。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的，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在台湾，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

　　有个嘉庆年间的庙，最由的一翼封闭了，一扇门上挂着木牌，上写「办公处Office」。侧面墙上有个书卷形小窗，两翼各嵌一只湖绿陶磁挖花壁饰作窗棂，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换装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经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觉是原有的，整个的构图倒更朴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户也用这种八角形绿磁挖花壁饰作窗棂，六只迭成两行。后加同色木栅保护，褪色的淡蓝木栅也仍旧温厚可爱，没有不调和。

　　小巷里，采茶叶的妇人背着孩子在门前平台上席地围坐，大家合捧着个大扁蔑篮，不住地晃动着。篮子里黑色的茶叶想必是乌龙，茶香十步外特别浓。另一家平台上堆满了旧车胎。印度也常有这种大门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带我来到一处池塘，一个小棕榈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两丛长草倒影。是农场还是渔塭？似乎我的导游永远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么也从来不问。

　　有个长发女郎站在亮蓝的水里俯身操作，一件橙黄桔绿的连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与那两个甲种妓女同一类型，不过纤巧清扬。除了电影里，哪有这等人物这身打扮作体力劳动的？如果我是贵宾来参观，就会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的宠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农舍，只有前面一堵假墙，又征集村姑穿着当地传统服装载歌载舞，一片升平气象。

　　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惯了，毫不理会我们眈眈遥视，过了一会，径自蹚水进棚去了。我这才微弱地嗳呀了一声，带笑惊叹。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来早期移民本来是南国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莲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还要漂亮。

　　我们沿着池边走到一个棕榈凉亭歇息，吃柚子。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许因为产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我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

[ 本帖最后由 人山人海 于 2008-4-10 23:15 编辑 ]

褚留香

哈哈，谢谢楼上指教。我批判不算什么，但别跟管理员沾边，以后还是换马甲吧。

人山人海

原帖由 褚留香 于 2008-4-12 13:15 发表
应该说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那段年代和背景，才挑选了她。
旧上海洋场里的女人，她身上大部分习气都有的，还沾点汉奸背景，更有炒作性了。

应该说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她的文字和才情，才挑选了她。
旧教课书里古板和迂腐的文艺欣赏目光，你身上大部分习气都有的，还沾点管理员背景，更有随意批判性了。

褚留香

应该说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那段年代和背景，才挑选了她。
旧上海洋场里的女人，她身上大部分习气都有的，还沾点汉奸背景，更有炒作性了。

一诺千金

她估计也没想到
现在有这么多人关心她！

ttwyf

这篇文章系张爱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中文重新写作的新版本，与一九六三年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的英文文章相比（我不懂英文，只是看译文），这篇文章增加了许多内容，比如香港的建筑以及服装和色彩的独到见解，少了原来文字中的一些对大陆的描述。
对比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张爱玲对于家国的观念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人山人海

发掘〈重访边城〉的过程

宋以朗／文

　　〈重访边城〉是怎么样发掘出来的？这件事是我经手的。

　　首先，我要介绍自已。我的名字是宋以朗，我是宋淇〈林以亮〉和邝文美的儿子。根据我家里人说，我父母与张爱玲早在五○年代结交好友。当时我年纪太小，所以我没有任何回忆。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先访台湾，再到香港。在香港期间，有几个星期，张爱玲是住在我们家里的，我记忆中的张爱玲，是一个高高的贵雅的上海女士。一九六八年，我放洋读书，其后定居美国东岸，从此没再见过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过世，我父母告诉我，张爱玲留了遗嘱，将所有财产赠予他俩。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一九九六年，我父亲过世。二○○二年十二月，我母亲中风。二○○三年一月，我返回香港长期照顾母亲。

　　回香港后，我发现家里面有一箱箱的张爱玲资料，包括书信、文稿、日常观察、语录、签语、证件等等。但那些数据没有经过整理，所以我也不大明了内容情况。

　　二○○七年，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我这才重新阅读家里的张爱玲资料，找出有关〈色，戒〉的部份，并提供给媒体发表，我也因此逐渐明了张爱玲数据的大致状况。这期间，香港大学要求提供有关「张爱玲，〈色，戒〉与香港大学」的资料，当时我从一堆三十四页非常混乱的数据中，才找出一页描述香港大学校园的资料。

　　二○○七年十一月，母亲逝世，我开始正式细心整理张爱玲的资料。当我重新阅读那份三十四页稿子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是一篇完整的游记──〈重访边城〉。文中作者提到坐飞机刚到台湾，有一个穿西装的人问她：「妳是李察．尼克逊太太？」我想起在张爱玲资料中看过英文版：〈You are Mrs. Richard Nixon？〉原来那篇英文游记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刊出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我小心比较〈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与〈重访边城〉，发现后者不是从英文版直接翻译的，因为它新加了很多文字。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当时台湾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主要是因为张爱玲到台湾短期旅游，她会见了王祯和，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一般反应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不是甚佳，也许大家对「祖师奶奶」期望太高了，但仅仅一个星期的短期旅游，不大可能启发出什么高知卓见，而且英文写作也显示不出张爱玲中文的真正功力。

　　母亲在去年过世后，我现在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担负着该不该让〈重访边城〉出版的责任。第一个考虑的，应当是作者的意愿。张爱玲的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过有关〈重访边城〉的事，所以我只能臆测：〈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一九六三年刊出，而〈重访边城〉推断是一九八二年以后才开始撰写（因为文中引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中关于鹿港龙山寺的部份）。张爱玲也许知道了当年台湾读者这方面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反应，耿耿于怀，以至二十年后再用中文还原原意，等于是回应当年台湾反应的一段情结。所以我是倾向出版。

　　第二个考虑是文学价值。〈重访边城〉的原稿有些混乱，可能因为还是初稿，未经修饰，不宜出版。我不是文学专家，所以我交给皇冠编辑，因为他们跟张爱玲合作四十多年，一定清楚「祖师奶奶」的标准。基于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他们对出版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些就是〈重访边城〉公诸于世的原因。

（※按：《皇冠》二○○八年四月号。）

人山人海

　　(续)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洋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融方块鸡汤，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嗳呀，怎么了？」

　　「吓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赔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伙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么人？啊？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哈？你在这干什么，啊？』」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送行的──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皱着眉啧的一声，又把声音一低，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袴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统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折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剎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咝咝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偶有别出心裁的，抽屉式洋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约两族。

　　想必满山都是白色高楼，半山的杜鹃花早砍光了。我从来没问起。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门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惨戚得有点刺目，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换了水泥地。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闲，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谐星的 throwing line 的风度──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

　　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观。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铺，目不斜视。这样□□，目然见闻很少。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它方言，正好不与父母交谈，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借口。

　　圣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送礼，大请客。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我今年十九岁。」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一路经过无数艰险，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中途被中共射击，父亲用身体遮着她，自己受了重伤，死在澳门的医院里。她到了香港，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每个月约有一百元港币，只够租一个床位，勉强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她信上说。「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不记得了，想必总是劝勉一番。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在封闭的社会里，年青人的无知，是外间不能想象的。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怕万一被子女检举。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真宁可回到「大家没得」的地方，少受点痛苦。不过一路出来，没有粮票路条，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一回去追究起来，岂不害了这些恩人？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可惜我不会写。

　　临走我有个亲戚约了在香港饭店见一面，晚上七点半在大厅上泡壶红茶，叫了一盘小蛋糕。谈了一会，出来也才八点多。我得要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就在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开到很晚，顺便去一趟。在饭店门口作别，不往天星码头走，需要□□。表姑父听我说还要买东西，有点错愕，但是显然觉得我也算是个老香港了，不便说什么，略一点头呵腰，就在灯光黯淡的门廊里一转弯消失了身影。

　　我循着门廊兜过去，踏上坡斜的后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来，一个人影子都不见。香港也像美国了，一到了晚上，营业区就成了死城，行人绝迹，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车，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环，怎么这么黑？我该不是第一次发现我有夜盲症，但还是不懂怎么没走过几家门面，顿时两眼漆黑。小时候天色黄昏还在看书，总听见女佣喊叫：「再看要鸡茅（盲？）子眼啦！」「开了灯不行吗？」「开了灯也是一样！」似乎是个禁忌的时辰。只知道狗的视力不佳，鸡是天一黑就看不见了？也许因此一到晚上「鸡栖于埘」，必须回到鸡窝去。照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只会近视。黄昏的时候看书就得夜盲症，那是个禁忌的时辰，彷佛全凭□想，不科学。但是事实是我傍晚下台阶就看不清楚梯级，戴着眼镜也没用。不过一向没注意，这下子好了──正赶着这时候壮着胆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乱闯，给捅一刀也是自讨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过海，要两次并一次，这么晚才去买东西。谁叫你这样感伤起来，我对自己说。就有那么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颈路劫。活该！
　　道旁该都是匹旧式小店，虽然我这次回来没来过。楼上不会不住人，怎么也没有半点灯光？也是我有点心慌意乱，只顾得脚下，以及背后与靠近的一面随时可能来的袭击，头上就不理会了，没去察看有没有楼窗漏出灯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静悄悄的声息毫无。

　　要防街边更深的暗影中窜出人来，因此在街心只听见石板路□□□的脚步声。古老的街道没有骑楼，□直，平均地往上斜，相当阔，但是在黑暗中可宽可窄，一个黑胡同。预期的一拳一脚，或是一撞，脑后一闷棍，都在蓄势跃跃欲试，似有若无在黑暗中像风吹着柔软的气球面，时而贴上脸来，又偶一拂过头发，擦身而过，仅只前前后后虚晃一招。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当然早已收了摊子，一点痕迹都不留。但是那故乡气的市集，现在的香港哪还会有？现在街上摆地摊的只有大陆带出来的字画，挂在墙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来不认识路，忘了那条街是在娱乐戏院背后，与这条街平行。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已经往事如潮，四周成为喧闹的鬼市。摊子实在拥挤，都向上发展，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在人丛里挤着，目不暇给。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用较深的粉红密点代表阴影。花下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同样花还有碧绿地子，同样的粉红花，黄绿叶子；深紫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但是当然，非洲人穿的旷野原始图案的花布其实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不过是针对老非洲市场，投其所好。英国人仿制的康熙青花瓷几可乱真。但是花洋布不会掉色。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用食指蘸了唾沫试过了。是土布。我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用来做旗袍，但是那白竹叶上腻着还没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着点汗气就掉色，皮肤上一块乌青像伤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间就剩这一种印花土布了。香港这些土布打哪来的？如果只有广东有，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但是谁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黑香云纱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区与中环没有婴儿，所以一时想不到。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还买了件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装了。

　　在清初「十三行」时代──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是否受日本的影响？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密点不确定。如果相同，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不落色，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而且限给乳婴穿。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樨，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遢，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节了。「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分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心不在焉，有点麻木。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会不会走错路了？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摸黑走又更费劲。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正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个泥金画卷，不过是白金，孤悬在黑暗中。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楼房。对街又没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图」，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

　　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这家走到那家，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袖着手笑嘻嘻的，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货品家家都一样，也许是我的幻觉，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炼条上。归途还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么彷佛安全了点。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不过大敞着，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大概门虽设而长开。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这新发现。

　　当然，也许是古□，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若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

(完)

[ 本帖最后由 人山人海 于 2008-4-10 23: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