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

xyq12345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有点唐突。人家说学校起码是初、高中以上，但小学，可能就不屑一顾了。就好象是农村村长，硬要说自己是政府官员一样可笑。但如果硬要说不是，那也不行，我自己就曾取笑过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他也是小学毕业，但每每说起来，总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的吊在嘴里。这时我就尽不住的要说他：“你连书都没读几年，那来的同学！”每当此时，他就会恼羞成怒：“狗日的，幼儿班里尚有同学呢，我好歹还是小学毕业，怎么会没有同学呢！”我只好哑口无言。是啊，小学也是学校。

　　1952年的9月，我6周岁，父母要送我去读书了。同我在其它文章里所看到不一样的是，人家从小要死要活的吵着要上学，可我视学校如同监狱，死活不肯去。父母只好叫大我9岁的姐姐押送到学校。等姐姐一走，我掉转屁股就往家跑，姐姐没法，只好拉着我的衣领，再次押往学校。我怒极，捡起路边一根树枝，狠命向姐姐抽去。这次却是姐姐拼命跑，我在后面狠命追。追到家里，父亲说，这么不愿意读书，那就算了，去放牛好啦。母亲在一旁拼命劝我，答应中午给我做点好吃的东西，过年时给做一套新衣服。经不起母亲的诱导，吃过中饭才一步三回头的去了学校。


　　学校在村北边，原来的老爷殿（村里的小庙），解放时，毁了佛像，改作学堂。村人说是路廊，其实叫路廊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去天台县城有25里路，那时每村会在进城的路上设一路廊，供路人躲风避雨用，走累了，可歇歇脚，夏天每个路廊都有免费茶水提供。我们的学堂即在大路路廊旁的一个老爷殿里。


　　在我上学前，一个教书先生叫鲍先治，是坦头墅山人。他不住校，日出夜归。解放初期，天台曾有狗头熊（狼）乱，大白天都会进村把小孩拖走。那先生来回都要爬白安岭，怕狗头熊，不敢来教书了。接下来的是我对岸岩头王人王金国来教，那时我们都叫他先生。课只有二门，一是国文，二是算术，他大概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或者一年，记不清了，后来他也走了，到上海钢笔厂上班去了。
却说我在那路廊读书，一、二年级时，我的灵魂可能还没入窍，根本学不进一点东西。先学描红，即发下一大字练习本，里面用红字印好；人、大、刀、口、小等字，叫我们用毛笔蘸着黑墨水，跟着红笔描，我是没有一个字能描在红笔里的，一页字里远远望过去，黑乎乎的一片。那时在先生和父母眼里，我就是杇木不可雕的人。


　　到二年级时，来了个下坊人，叫许绪载。他是正规师范毕业，一来，就叫我们不要叫先生，要叫老师。学校是复式班，即三十来个学生，一、二、三、四年级都有，同在一个教室，先上一年级，上个十来分钟，布置一年级作业，然后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周而复始。那时小学的语文课都有一些寓言故事。比如狐狸和乌鸦、狼和狐狸、骆驼和羊、龟兔赛跑等，适合小孩子，这时我的兴趣一下子上来了，语文成绩突飞猛进，算术也能及格。


　　在路廊读到四年级，即初小毕业，要上高小了，高小在亭头，离家三里路，全名叫港南完小。那时港南乡除朗树村到灵溪读完小外，其它村的都到亭头港南小学读完小。即小学五、六年级。
　　去亭头读书，三里路，每天来回要走四趟，即早晨走路去学校，中午吃中饭走回来，吃完饭再去学校，下午放学走回家。


　　高小共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五门主课。校长是欢岙来的王敬印，语文课是洪畴来的戴国老师，自然课是来自西乡的庞有亮老师，历史课由校长王敬印来上。


　　港南小学校址就放在张氏祠堂，天台的宗氏祠堂大同小异，一座四合院，走进大门，两边是两层楼的建筑，中间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大三间，三间对面是戏台，中间一天井。我们就在两边二层建筑里的其中一间楼上读书。


　　上课也是复式，即五、六年级同在一间课堂里上课，我们去时，六年级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我们五年级有二十来个人，同学们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二、三岁。


　　在高小读书时，成绩总在中间水平，语文、历史两门课最好，成绩在四分左右（那时通行五分制）从来没得过五分，算术在3分左右，有时可能还不及格。珠算最差，经常不及格。那时的父母从不指望自己的子女能读书读出什么名堂，只要能识几个字，以后能看懂生产队的工分就行，所以随意得很，今天家里忙了，就说：家里今天牛没人看，去看牛吧，猪没草吃了，去拔草吧。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的，总算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那时有许多我们的同龄人，连一天的学都没上过。有的是家长认为读书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反而到后来郎不郎莠不莠的，农活都不会干了。更多的是因家里是地主、富农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只能老老实实干活的份，读书、参军的事你想都不要去想。就算你读到小学毕业，但初中以上，你就不可能去读了。因此地富家庭的子女高小以上学历属凤毛麟角。文盲占绝大多数，起码是我的村子里和我的同龄人。

　　话扯远了，到六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语文课老师戴国被打成了右派。这时我们也快毕业了。
　　1958年7月，我领到了一生中维一的一张文凭，高小毕业证书。是年12周岁，这张毕业证书被保存到现在。


　　我也参加了初中考试，并被苍山中学录取了。那时考初中，是三取一，我的考取，并非因成绩好，成绩只能作参考。可能家庭身份和在校时的表现，成份也不算贫下中农一类，我是中农，不属依靠对象，是属于团结对象。我不是很乖的学生，在老师眼中属于不起眼的一类，既不是太好，也并不太坏。一些大龄同学成绩比我好多了，成份也能说得过去，但平时可能同校长或老师顶顶撞撞，考初中时却个个名落孙山。一个被扭曲了的时代，总有不正常的事发生。

　　1958年9月，我同村里的徐有各、杨雪梅等三人，翻山越岭去苍山中学所在地坦头读书，同徐有各同睡一张床铺。一星期后，就逃回家，坚决不愿再去读书。母亲也苦苦地劝导，中学老师们也一再托咐高小校长来家做工作。这次任何人来劝都无用，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一生大概与学校无缘，也可能太依恋家庭父母，离不开母亲的保护伞，以后的到奉化溪口、到部队、到工厂，都想逃离集体。因为种种原因没法逃成。这样一个依恋家庭，依恋家乡的人，最后却成为在外游子，定居外地，将来可能连屍骨都回不了家乡，反差何其大。
又扯远了。却说，初中不去读，这么小的年纪又做不了农活，那时，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生产队也不要你做什么，只好去放牛，放了整整的几个月牛，那是我心里最快乐的时期。去溪滩放牛，上山砍柴，与小伙伴们上山偷杨梅、地里偷糖梗、西瓜，下溪沟游泳，玩得不亦乐乎。现在想起来，用天台话讲，我是呒夹煞人，杭州话说“不要好配。”


　　大概在58年下半年，在离家二里地的朗树村，办起了农业中学，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我母亲和我哥又替我报了名，招的学生都是休学多年的青年，和我同年纪的也有，但不多。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小学毕业，更多的是初小毕业的人。高小毕业的人是因为多种原因考不上初中，象我这样考上初中不去读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被他们编成顺口流：“ＸＸ贱虫真贱虫，初中不读读农中。”农中老师是我的堂兄徐有芬，学名徐益香。他是位学识渊博的老教师，因家庭成份不好，被贬为农中老师。农中的课程也只是高小水平，那时农村食堂化已全面铺开，一日三餐都回家吃食堂。因为离家近，所以能安心在那里读书。


　　这样大概读了一个多学期，情况又有变化。天台那时非常缺少农村会计。因此天台县委特地同宁波农校联系，委托宁波农校开办会计班，每个村选一人去宁波学会计，学制一年。村里准备由另一人去的，结果因为那人出门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而作罢，结果寻到我，不知那根筋搭牢，我却答应了。59年的8月份，在县干校考试，只要文化程度不是实在太差，都能考上。就这样，天台大概有150人左右，去了宁波农校学习会计。会计班共分三个班，全是天台人，因为本来就是为天台人而办的会计班。会计班的校址是在奉化溪口，蒋委员长的老家。校名全称是：宁波农校溪口分校。学校在风景优美的武岭山脚，原陆军军官学校遗址。学农村会计为主，兼学语文、算术，教材都是教师们自己编的讲义。没有现成的课本。60年7月毕业，没有毕业证书。


　　至此，我的学校生涯结束。1960年回老家担任大队会计，虚岁16岁，人称小会计。

　　1964年，应征入伍，在青岛时，也叫潜水艇士兵学样，学制一年，也有毕业证书，但毕竟是部队，学军事为主。


　　所以我维一能拿得出手的是小学文凭。我一生与学校无缘，总是想逃出学校。如果不是这样的呒夹煞（不要好），我想我的学历是不会象现在这样低的，但有一点，我却很反常，一方面很讨厌学校，另方面却嗜书如命。对此不在此处介绍，另成一文告知。



[ 本帖最后由 xyq12345 于 2008-12-4 19:19 编辑 ]

三盏天灯照天台

文章很有乡土气息，读得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