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乡亲请记住陆蠡

天台子

王旭烽

近日，我一直沉浸在友人的这样一句诗行里：在我深深的内部，我追寻自己乐而忘返。游走的经历，原本来也就是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乐而忘返的过程。这也是今年作家节定主题时我坚持主张为“台州风骨”的原因——我渴望在这样一年一度的大型采风活动中印证“风骨”。  

　　其实，台州人文领域事像并不少，比如天台这个地方，有唐诗之路，有国清寺，天台宗，有石梁飞瀑，有寒山、拾得、丰干，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济公和尚。但我更希望领略到另一种境界——那是有着温柔与坚强品质完美拥抱的精神世界。风与骨的完美结合，应该是这一精神世界的典型再现吧。  

　　一般以为，台州风骨典出鲁迅对左联烈士柔石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并涉及到被灭了十族的明初读书种子方孝儒，那是从台州式的硬气开始说起的，是要有大写的人来支撑的。这就让我自登上台州之行就开始缅怀一个叫陆蠡（1908-1942年）的文人。鲁迅说柔石有一股“台州式的硬气”，同是台州藉的作家、教授许杰先生提到陆蠡时说他也是，并且补充说：可能还更硬。  

　　行至唐诗之路的天台山下，我开始打听陆蠡的故居，但终究未能如愿。一是天台历史文化丰富，而我们采风时间又太短，没有时间涉及陆蠡这个主题。另外，我虽然在网上查到了曾经当过天台县长的作家刘长春先生纪念陆蠡的文章，了解到陆蠡的故乡在天台平桥镇岩头下村，那里曾经有一座已经破败的三合院，但不知现在有没有得到应有的修整。陆蠡是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去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或许借此机会，陆蠡故居能够得以修缮吧。然而这也是未必的，天台这个地方，佛教名人实在太多，听说五百罗汉的前生就是在天台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为他们塑造金刚不坏之身还忙不过来呢。手头还有一份小册子，是介绍济公身世和故居的，很是周详细致。我后来从导游那里得知，陆蠡的故居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修缮。一开始我很遗憾，再往深处一想又释然了——如果陆蠡在他的故乡没有济公知名，得不到顶礼膜拜，那也恐怕是求仁得仁吧——陆蠡没有想过要用自已的生命来换一个流芳百世。  


　　不知道为什么，陆蠡成了那种一开始总会被忽略不计，到最后却会没齿难忘的烈士。其实，我对陆蠡的认识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轨迹。  

　　早在我远远没有认识到陆蠡是谁时，我就开始阅读陆蠡了。大学时代有那么一段时间狂迷屠根涅夫，读的正是陆蠡翻译的《罗亭》与《烟》，同时读完的还有丽尼和巴金所译的《前夜》、《贵族之家》和《父与子》《处女地》等。记得对罗亭这个人物，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有过许多争论，比如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多余的人的时代典型性格……这些文学的印记深深烙在年轻的心里，成为精神成长的历程上不可或缺的灵魂滋养。许多年以后我的《南方有嘉木》问世，小说主要人物就被评论家冠以“多余的人”的评价，使我重新思考罗亭。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我从来没有想起过那个翻译《罗亭》的人。这个人的名字虽然印在书的封面和扉页上，但我却从来忽略不计。直到有一天，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示厅孤岛文学那一章中看到了陆蠡的照片，突然一下子就被定在了，我产生了立刻要去了解我的这位浙江老乡的强烈愿望。  

　　从照片上看，陆蠡这个人有一副山里人的倔强的五官，剑眉，大眼睛，宽鼻子，紧抿的嘴唇，嘴角略微下垂，一副认死理的神情。一头浓发向后梳去，一身白衬衣西装领带，又透出书生本色。台州人的硬气，从他的这张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了。陆蠡的老朋友吴朗西曾说过：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上学时，同学们在寝室生火把地板烧焦了，却是他一个人站出来承揽了责任，为保全别人自己被迫退学。他的另一位朋友刘西渭说到他的容貌，以为“不仅貌不出众，身体瘦小，而且右眼失明”，但气质淳厚纯朴。由此我还想起作家柯灵对他的评价，这无疑是这张容颜的最好注解：圣泉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决不‘孤芳自赏’，或者‘孤影自怜’。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终于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彼时彼地，如果真有所谓高贵的东西，我愿意举出圣泉的淳朴的性格为例。

[ 本帖最后由 天台子 于 2007-7-22 19:50 编辑 ]

苍蝇

ZUNJING

天台子

几乎所有当代了解陆蠡生平的人，都是从了解他的牺牲开始的。抗战时期，陆蠡受巴金委托，主管上海文化出版社。1942年4月，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蠢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敌人问：“你赞成南京政府吗？”陆蠡说，“不赞成!”　敌人又问：“日本人能否征服中国吗？”回答说：“绝不可能！”因此他遭到严刑拷打后终于壮烈牺牲。  

　　这段历史被纪录在后来被称之为二十一世纪良心的巴金先生的文章里。1946年巴金在《怀陆圣泉》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在我活着在四十几年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献给过第二个人了。  


　　说起来，陆蠡还是要比巴金小那么几岁，但他们都是世纪初诞生、受五四精神醺陶、被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青年。  

　　陆蠡原名陆考原，学名陆圣泉。我不太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陆圣泉有了陆蠡这个笔名，并最后以陆蠡名世。从字面上看，蠡容易让人联想到范蠡的蠡，那是悠远到春秋战国时代去了。蠡从本意上解释，又有贝壳的意思，所以有个成语就叫“以蠡测海”，比喻以浅见揣度博大。陆蠡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贝舟》，清新喜人，想象可谓超凡绝伦，是从一次在海产馆参观的经历引起的一连串联想：当作者和朋友争辩着“槎”的样式的时候，不觉间已经乘上了一只他们所描绘的“槎”，来到了海外并被撇在一个孤岛上，而这里已经是“海之外，天之外，银河之外”了。该如何是好呢？绝望间不知从何处抛来了一只贝，入海成舟，他们终于从大荒回到人间——此时想象被哥哥的询问声打断，文章就此结束。  

　　台州本是一座山海之城，有八万平方千米的海域，571座岛屿，745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自然就成了台州人的精神源泉。陆蠡之名，当是他从故乡大海中打捞上来的吧。这或可以用来诠释陆蠡笔名的深意——人生大海上一条小小的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之舟。  

　　陆蠡又是山的儿子，开门见山，从他家的楼阁上可以一眼瞥见窗外挺立的山冈与终年不断的溪流——始丰溪。这条被称之为天台母亲河的溪流，从大山发源，一路蜿蜒，经过陆蠡故居的门前，仿佛是对这个从小被村里人称为神童的山中少年的默默青睐，在故乡的岩岗峭壁下绕了一个小湾，挟带上了少年梦想，一路欢唱，直奔东海。  

　　陆蠡是1919年初秋走出故居的。这位从乡间陌上走来的五四青年，和巴金一样，都是离开故乡之后就奋勇投入了生活的洪流。他多年在外漂泊——杭州读书，泉州教书，上海编书——1922年，14岁的陆蠡直接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开始初露文学创作的才　华。1924年他才16岁，便升入之江大学机械系，1927年，转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二年后毕业。1931年秋，23岁的陆蠡与友人吴朗西等南下福建，担任泉州平民中学理化教员。课余从事创作和翻译。第一本散文集《海星》的大部分文章，就是在这时写的。  

　　原本攻读工科的陆蠡理化资质十分过硬，不但精于机械学，且喜好天文，熟知茫茫太空之中许多星座的名字和位置，他后来曾写过一些诸如天文、气象、化学毒气之类的科普作品，大概与这一段理工学历不无干系。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开始训练自己，积累学习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兼通美、日、俄、世界语等多种外文，还师从法国文学翻译家赵少侯专习法文，这为他日后从事创作与翻译奠定了基础。  

　　对于故乡，他始终有着“如怀恋母亲似的惦记起故乡的山水”的情怀，以为“在它面前总是可以照见我自己”，然而，又和家门前的那条始丰溪一样，自山间一旦流出，便一路奔腾，直向大海，从此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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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1933年，巴金曾经到过台州，这是从一篇三十年代正式发表的文章《巴金到台州》中发现的，原载1933年2月25日上海《社会与教育》第5卷，作者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徐懋庸。  

　　文章开头一段，讲到了巴金到台州的缘由：  

　　会在台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是一个在台州开始下雪的日子，北风很紧，我为借一本书，跑到一个中学校的图书馆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里面。他的走到台州，是受了新从法国回来的老友朱洗君的劝诱的。朱君经过上海时，对他夸张台州的天气怎样温和，山水怎样秀丽，引他到了台州。谁知天不做美，欢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说谎。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几个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欢谈话，人们问他，是必诚恳地答复的，却从不自己引起话机。为没有很多的话可问，“废然而返”的青年，也颇不少。  


　　手头没有陆蠡年谱，不知道1933年的冬雪之天陆蠡有没有返过乡，在那些“废然而返”的青年中有没有他的名字，但朱洗（1900—1962年）这个名字我却是听说过的。他是中国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我国细胞学、实验胚胎学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朱洗和巴金一样有过留学法国的经历，或许在法国他们就相识了。1931年，朱洗以研究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通过答辩考试，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两年以后他就带着巴金来到故乡台州临海。  

　　其实，1933年巴金还到过福建，在那里陆蠡就和巴金相识了。巴金到台州一年之后的1934年，陆蠡就到了上海，并在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数理教员。不知道此行与巴金有没有关系。总之一年以后，吴朗西和巴金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陆蠡便辞去教职，改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了。在陆蠡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和朱洗的特殊关系。1938年，陆蠡应老友朱洗的邀请，回到台州的临海琳山农校任教，　翌年仍回出版社。  

　　应该说，在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抗战文坛上，陆蠡算得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自1935年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后，陆蠡便与巴金结为契交。陆蠡并不是一个特别好交往的人，这缘于他个性的内向，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朋友们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大都指出了这一点：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即使坐在显目的地方，陆蠡也不会怎么样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远不会自动地坐到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开口。即使与朋友们在一起，也显出一种寡言少语、不愿出头露面的特性。因为喜欢沉默，所以与他人的交流就不充分，而容易沉入自己的内心，耽于自己孤独的幻想，这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孤独体验，就是一种寂寞感。然而，内向的个性并没有妨碍他在文生社的工作上的四面开花。陆蠡既当编辑、校对，又兼做会计、跑印刷所、售书以至各式各样的鸡毛蒜皮繁杂琐事，什么都干。在巴金笔下，陆蠡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俭朴，不善交际；心地坦白，对朋友至诚至义。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在文生社数年相处，巴金和他在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一天天地相熟起来，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那时巴金尚未成家，孑然一身，赁屋独居；而陆蠡丧妻未娶，只身孤住社里。他们往往在社里的客厅，促膝长谈到深夜，直至宵禁时刻，巴金才起身匆匆赶回寓所。“在那样的夜晚，从店里出来……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两颗崇高心灵的交融碰撞，迸溅出耀眼的美丽火花，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知遇巴金到为国捐躯，在文生社的创作、翻译和编辑历程，是陆蠡短暂生命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10年。那时巴金正在全力打造规模恢宏、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型系列书“文学丛刊”。这套丛书囊括了86位著名作家的160部作品，共分10集、每集16本，在20世纪30－40年代陆续出书。作为这套丛书主编巴金的左臂右膀，陆蠡协助主编参预了“文学丛刊”从策划、组稿、审读到编校印制的全过程。巴金最了解陆蠡，说“他有写作能力，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但他却不肯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正是以一个“谦虚的工作者”的姿态，埋头工作，真诚待人，陆蠡才得到巴金和文生社同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在巴金的慧眼识人、鼓励奖掖之下，陆蠡身体力行，笔耕勤奋，写出了《海星》《竹刀》和《囚绿记》3部有名的小品集，被列入“文学丛刊”第二、五、六集，分别于1936、1938、1940年出书。这些清丽隽永、诗意葱茏的小品，使陆蠡最终得以跻身于中国现代优秀散文作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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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陆蠡的翻译才力也受到巴金的赞赏。陆蠡精通英、法、日、俄和世界语，1936年陆蠡译出法国作家拉玛尔丁的长篇小说《葛莱齐拉》，随即被编入巴金主编的另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第九种出版。以后又翻译了屠根涅夫的作品两种，由此，陆蠡得以跻身于中国现代优秀翻译家之列。  

　　巴金在缅怀陆蠡的文章中曾经回忆道：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六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  


　　1981年5月巴金在回忆录《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又说：  

　　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  


　　这一段话，既痛惜英才横遭摧残，又忆述了当年约定同译屠氏作品计划的初衷，为屠氏作品的中译小史，留添下一个生动的花絮和注脚。  

　　晚年巴金又著文说：  

　　……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  


　　1936年巴金规划的这些屠氏译著，加上此后陆续译出的屠氏其他作品，文生社把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几乎全都翻译出版。建国之后在巴金的奔走下，屠氏的这些译作大部分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原文校订之后，重新印行。陆蠡所译《罗亭》在1957年和1986年两次行世。当年我在大学读到的《罗亭》，就是1957年版的印本。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的出版家、作家陆蠡，亲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事变，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63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他心灵历路的这种嬗变演进，也在他的三本散文集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头两本集子创作于抗战之前，多写家乡浙东山水之美和刚强坚韧的乡民受难与不平。《竹刀》成书于抗战之后，在该书《附记》中他坦言：“本书刚付印而‘八一三’战祸发生。半年间中国版图变色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流离失所了。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  

　　基于这种认识，在写于1938年秋至1940年春的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中，陆蠡就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精神，传递出一种拯救蒙难祖国的强烈意愿。首篇《囚绿记》以一棵长青藤作为祖国命运的象征，抒写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忠魂洁魄，寄托祖国获得自由、复兴的热切期盼。《池影》开篇有一段独白：“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形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控……”这种自省自察完全是一颗炽烈澎湃而又被压抑着的爱国心态，怒涛般的倾泻与咆哮，正是这种急待迸发爆裂的思绪情怀，为他以后的英勇就义埋下伏笔。他的抗日小说《秋稼》，描述家乡沦落的种田人阿富，因舍不得逃离胼胝经营的家园和急待收割的庄稼，被东洋兵抓获。敌人用枪逼他提供情报，只要他答应就可以得到每天两块大洋的赏钱。但阿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子孙后代都是中国人；而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就是里通外国，是对不住祖宗后代的。他这样想着，紧闭着嘴，抵死也不答应。于是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这篇不足4000字的感人小说，被作者的挚友、同乡作家黄源说成是陆蠡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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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蠡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爱看马列著作。据他女儿陆莲英忆述：父亲还从外地带回许多革命书籍给大家看，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列宁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等等。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驻在我们家里，他们看到这些革命书籍，就怀疑祖父是共产党，把他抓去关起来，扬言要枪毙。后来费了许多周折，才把祖父保出来。  

　　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　1939年8月任出版社负责人。1940年夏，滞留在“孤岛”上海的巴金，将远赴西南大后方。临行前，他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务，全部交由陆蠡负责，并委托他照顾数月前刚来上海养病的三哥李尧林。7月上旬，巴金登上开往越南海防的“怡生”轮，转道越滇铁路去昆明、重庆等地，到码头送行的李尧林和陆蠡微笑地与远行者挥手作别，乐观地相约：“两年后再见！”  

　　然而，巴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是与陆蠡的永诀。  


　　巴金走后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上海成为沦陷区。境遇一天比一天凶险，陆蠡与两位同人坚守岗位，如同在茫茫荒漠之中，筚路蓝缕地经营开发着文生社这一片小小的绿洲。几年中，陆蠡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1940年他创办了综合性半月刊《少年读物》，撰稿人有巴金、靳以、唐弢、芦焚、萧乾、朱浩（朱寂）、许天虹（白石）等。由于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富有强烈的战斗性，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所以很快就被迫停刊了。继而他又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小丛书》等15种丛书。  

　　民族危难之中的陆蠡，此时尽现台州风骨，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他与同人们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从现存材料判断，自沦陷到遭捕的半年时间里，经陆蠡之手编印的书不在少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  

　　同时，作为一个刚强的爱国者，陆蠡从来没有放弃过以笔为枪。在一本关于细菌的科普读物中，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用细菌武器来残害中国人的罪行。作为出版者，他也从未放弃他的爱国职责。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45万言的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该书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缮抄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20克的航空信封，先后装了200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三、五封。就这样，边抄边寄。用了几个月的工夫，这部篇幅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上海。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居然顺利出书。不过第二册出版时，已是日本入侵上海第二年的初春了。  

　　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瘟疫般漫延扩散。多家书店横遭查封。据陆蠡当时往来最亲密的朋友怀玖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  

　　苦难中依然还有甜蜜的幸福，1942年3月初，丧偶鳏居五年多的陆蠡在上海“孤岛”再婚。婚宴上，人们第一次看见他穿了新袍子，手里提着酒壶不怎么娴熟地为宾客斟酒。他本来是不喝酒的，可是他却丢下一句使人一想起来便不禁要流泪的话：“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买大缸大缸的酒，排在门口，任过路的人随便痛饮！”  

　　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汪伪巡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抄走社里所有存书，足足装满两大卡车。那天陆蠡适巧不在社里，回来听说之后，觉得自己既然身为负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前去说理交涉。于是，这位铁骨铮铮的浙东硬汉，赤手空拳来到巡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关押在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告知已被移解到四马路市警察局；到了市局，又说那是日本宪兵队要抓的人，早就押送到江湾宪兵司令部了。索非等又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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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据怀玖回忆，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身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牢房，彼此很熟。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陆蠡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就是这个人告诉陆蠡的朋友们的。  

　　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借着这件带出来的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 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无力回天。登了广告寻人，多方营救，终属徒然。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遣送南京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巴金在成都获悉此事，大为震惊。他深知陆蠡是个有着强烈正义感、视死如归的血性男儿，此次失踪，凶多吉少。尽管如此，他仍心存侥幸，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回归；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陆蠡会提着一只小箱子，突然在外面叩门……担忧与焦虑煎熬着巴金。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他会突然归复。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由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由于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不屈不挠，被日军刑审数月，虐杀而死。据推算，死期当在被捕后的第四个月，即1942年7月。  

　　陆蠡的死震动大上海。文化界同人沉痛悼念陆蠡，《大公报》、《文艺复兴》等多家报刊开辟纪念专号，唐弢、柯灵、李健吾、黄源、吴朗西、朱洗、雨田、索非等作家纷纷撰文追思悼念。  

　　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说：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建议为包括陆蠡在内的抗战死难者“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  

　　而靳以则痛心地说：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对于陆蠡的死，他“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的个性是死硬的，在任何强暴的前面是不会低头的。  

　　唐弢在写于1946年12月20日的《圣泉纪念》一文中说：用文字来纪念圣泉，伸纸落笔，终觉得一无是处。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他用短促的生命写了人生这部大书里最伟大、最动人的一章，我们又如何能再着一字。  

　　诗人柯灵在1946年12月20日写的《永恒的微笑——纪念陆蠡》一文中说：在文人传统中有宁静澹远的一路，圣泉正是这一类。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户劳作，劳作所得，殷勤地献与世人。他决不孤芳自赏，或者顾影自怜。他是淳朴的，一个道地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终于默然地为祖国献出生命根基。”  

　　而巴金含泪写于1946年11月的那篇撼人心魄的祭文《怀陆圣泉》，距亡友遭难，已经整整4个多年头了，它更是一座为烈士立传的不朽丰碑。巴金在文中说：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着值得骄傲的朋友。……是的，在我们中国每天有千千万万人死亡，许多家庭残破，生命像骨头似的被随意抛掷。一个读书人的死活，更不会有人关心。然而就在这样中间，也有人爱理想，爱正义，恨罪恶，恨权势，要是他们有一天读到圣泉的书，知道圣泉的为人，明白他的爱和恨，那么他们会爱他、敬他，他们会跟着我们呼唤他，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灵魂重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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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直至建国以后，还念念不忘为亡友编纂遗著。1958年初为响应“大跃进”号召，上海作家纷纷制订个人创作计划，巴金也准备在两年之内完成若干种著译。令人感到惊诧和意外的是，在百忙之中和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批判围攻的情况之下，巴金在规划之中竟然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陆蠡散文选》一卷”。经查核，这些规划项目后来都逐一实施，惟独《陆蠡散文选》一书，未见踪迹。人文社的图书目录里，从未出现过这样一本书。是巴金没有践约编成，抑或已经编好而出版社未能如期出书？多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  

　　　1995年，一小包尘封的旧书稿在即将处理的废纸堆里被翻捡出来。谁也没有料到，里面装的竟是巴金当年亲手编写的《陆蠡散文选》未成书的原稿。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一部不满5万字的薄薄书稿，共分4辑。第一辑（《海星》选）收《麦场》《光》《榕树》《水砧》《哑子》《蟋蟀》6篇；第二辑（《竹刀》选）收《竹刀》《嫁衣》《灯》3篇；第三辑（《囚绿记》选）收《囚绿记》《昆虫鸟兽》《私塾师》3篇。也许巴金手头存有陆蠡旧作的余书，为了方便省事，前3辑的原稿都是从《海星》《竹刀》《囚绿记》3本散文集中撕扯下来的，撕边呈锯齿状，参差不齐。除对原书中旧标点符号以及明显错讹之处稍作订正之外，未作任何改动。第四辑收《覆巢》《秋稼》，是刊载于茅盾和巴金主编的抗战刊物《烽火》上的两篇集外小说。巴金似乎对这两篇还未及入集而其作者即遭杀害的后期作品，分外珍惜和重视，不仅为它们特设专辑，而且还用蓝黑墨水，逐字逐句、毕恭毕敬地从旧期刊上，移录到印有“收获社”字样的25×20绿色竖格稿纸上，总共9页约6000字。  

　　在巴金手书的《陆蠡散文选目次》中，本来目次末尾清楚地标明“后记”字样。但书稿中却未发现后记的手稿。原来巴金曾应允为该书写后记，但须等发排付梓之时，再补写寄来。说来也让人痛心，虽然巴金早在1959年初就将编讫的《陆蠡散文选》书稿寄到编辑部，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书稿的发排一拖再拖，终至夭折。巴金为亡友出书的意愿，未能如愿。 直至45年后的今天，再来翻读这部稿纸已经泛黄发脆、字迹亦已退色模糊的未刊旧书稿，不仅感慨万千，并不由得不对书稿的编选者肃然起敬。那一页页由巴金一笔一划亲手誊缮下来的字体端庄娟秀的手稿，那一篇篇经巴金辛劳地从卷帙浩繁的**中拔萃出来的名篇佳作，哪一字，哪一句，哪一页，那一篇，不浸透着巴金对亡友披肝沥胆的爱心和友情？  

　　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陆蠡为革命烈士。相距这位抗日先烈殉难的1942年4月，已经过去了整整41个年头。之后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浙籍烈士文丛”，与应修人、殷夫、潘漠华、柔石等浙籍烈士一起，《陆蠡集》也应运而生。书内辑收陆蠡三个散文集的全部作品以及集外小说《覆巢》《秋稼》，并附录巴金、唐弢、柯灵等多人的纪念文章。这不仅圆了巴金多年以来为亡友出版**的美梦，而且对长眠九泉的陆蠡烈士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巴金编选的这部《陆蠡散文选》，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这部凝聚着生者与死者绵绵情谊的未刊旧书稿，却仍然长存人间。如今巴金也已经去世，这书稿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不言而喻，倘若有一天陆蠡故居真的能够修复，在此中展示这书稿，意义之深远，想必不用我在此赘述了吧。  


　　作为烈士的陆蠡，其文学成就往往被他壮烈的牺牲掩盖，这便是我在此文中要专门就陆蠡的文学成就罗列一些自己的看法。  

　　陆蠡虽然先后翻译了马尔丁的《葛莱齐拉》，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著作，还用大角的笔名，发表过天文学的文字，也发表过一些小说，但他能够入史的文学成就，应该还是在他的散文创作之中。陆蠡的散文在现代散文的百花丛中，有着夺目的光彩和独特的风格。他于1933~1936年间写的《画梦录》，那种绚丽婉约的文字，曾经风靡一时。陆蠡的散文集《海星》中有许多清新优美的短章，如《桥》、《钟》、《窗帘》、《红豆》、《榕树》和《荷丝》，他的散文诗情调柔美，技巧娴熟，意境优美，玲珑透陆蠡的散文既华丽又质朴，从早期的清新灵动到中期的蕴藉深沉和晚期的浓郁有力，都给我国的散文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作品形式多样，有的是小说的浓缩，有的是哲理的具像，还有的深情优美几近于诗。正是凭着那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过人的艺术禀赋，陆蠡以三十四岁的年轻短暂的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明。

天台子

陆蠡曾说：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高贵的是心灵的性质。李健吾曾说：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是从生命里来的吧。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  

　　读陆蠡的散文，仿佛走进了他敞开的心扉。但陆蠡无疑又是一个在写作上非常节制的作家，他的三本散文集加起来总共才不过十一万字，还不到许多作家一本集子的字数。然而这薄薄的三本散文集却有着相当的份量，特别是《竹刀》与《囚绿记》，他以一种舒缓、质朴、流畅的笔调向人们倾诉着自己内心，讲述着一个个关于人世的悲欣的故事。以其特质中敦厚本身摄来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  

　　陆蠡的文学地位，其实文学史上早就有定论。在北大讲授现代文学的孔庆东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散文的建立和发展》中说：常被并提的丽尼（1909-1968）和陆蠡（1908-1942）是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抒情散文作家。陆蠡看似幽婉的文字却表现出一种悲壮美，陆蠡在《囚绿记》的序中说：我没有达到感情和理智的谐和，却身受二者的冲突。也许就是这冲突构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散文作者的人格魅力，并且进一步构成了抗战以前中国现代散文的摇曳多姿。  

　　陆蠡说：我爱松弛灵魂的约束，让它遨游空际，而我肉身生根在地上，足底觉触到地土的坚实。既想徜徉于幻想世界中，却又忘不掉现实的苦难，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陆蠡在回忆时，散文也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形态，一种就是温暖的往事回忆，还有一种也主要是回忆，但写的却是人的命运，特别是女性的悲惨命运。  

　　《水碓》讲述的是一个十五岁的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她嫁给了十一岁的丈夫，要忍受一切童养媳应受的折磨和虐待，而更残酷的是，“在远离人居的沙滩上”，“在雨雪交加的冬令，天地凝冻成一块”，她被迫一个人去守那水碓。“黑夜的恐怖包围着她，长夜无休息的疲劳侵蚀她”，终于在一个冬夜她被卷进臼里，捣成了肉酱！十五岁正当如花的年纪，却要忍受成年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而最终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难怪作者也要一改平常敦厚的个性，而诅咒起水碓和那些食“和着人血的糕饼的人”来。  

　　《嫁衣》讲述的是作者的堂姐，同样是一个农家女的故事：“她从七岁便开始织苎”，准备嫁妆，然后又“累寸盈尺的织起带子来了”，并且在带子上织了很多吉祥的话，于是有一天她出嫁了，一两百人抬的大小箱笼，招摇过市，“照红了每一个女儿的眼睛。”然而婚后的生活却突转直下，母亲不久病逝（她原本就没有父亲），丈夫在婚后不久也一去不复返。她为他等了十年，在这十年间受尽了折磨，消耗了自己宝贵的时光，而十几年前她花了整整一个青春织就的带子、布匹上落满了灰尘，开始霉烂了。少女时对婚姻的期盼是多么美好，而婚后却是如此凄凉！嫁妆还是原封不动地放着，而十载青春已经逝去，“为了不使自己过分伤心”，她不愿意去翻动它，但还是忍不住“伏在箱子的一角，眼泪潸潸地流下来”，不小心灯却落下来，引起了火灾，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水碓》中的故事那么激越，但堂姐前后命运的变化、时光的无情和堂姐最后的下场，却使人久久难忘，不得不对人生作一次浩叹。陆蠡尽力用情地抒写他们的寂寞与凄凉,也正是对自我寂寞与凄凉的人生感受的寄托与抒发。” 他们有着心灵上的契合。陆蠡在写他们的故事时，心中饱含着同情之泪，这正显示出他敦厚的个性。  

　　正如很多人曾经指出的，陆蠡的散文视野比较窄，涉及面不广，然而他在这“半亩三分地”的园地中的耕耘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因正在于他的辛苦雕琢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他作为一位浙江人，正应了江南人的那种文化个性，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进行苦心的经营，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别具韵味。

天台子

陆蠡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文友评点说，陆蠡口齿钝拙,情深意敛,天性纯朴且常带几分羞涩,这种性情投射到散文,使其语言自有一种别人所无法模仿的简洁雅致的神韵。用词造句不露穿凿之痕,语气节奏恰似促膝而谈，熨贴自然。字里行间显得那样从容自如，不露任何吃力和用劲的样子。”他经常用的是一种讲故事的笔调，平淡、舒缓却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于是读者像听故事一样不知不觉就沉入了他的世界当中了。  

　　毫无疑问，想象力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素质之一，没有想象力就没有了飞腾的翅膀，文思就枯了。非凡的想象力不仅代表了作者广博的见识，而且昭示着作者多姿多彩的心灵世界，说明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而一个美好的想象，一个无暇的比喻，可以使一篇文章蔚然增色。在陆蠡的散文中，他卓越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前面提到的《贝舟》就是极好的一例。  

　　陆蠡还善于在散文中加入对乡村旧闻掌故细述与农家物什的描绘，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与吸引力，使文章韵味十足，更耐品评。有人说，读陆蠡的散文，“就得像倾听恳挚而从不张扬的挚友谈心那样，才可能愈读愈有味道。” 确实，在娓娓道来的絮谈中杂入故乡的趣闻故事和乡间的生活经验，既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无意间又使文章显得更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从而拉近了文章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织造出一种散淡、平实而又意味深长的意境，使读者也留恋其中，不忍离去。  

　　台湾著名散文家、诗人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对陆蠡有着极高评价。他说：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写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数名气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却更早的一位作家——陆蠡。在抗战期间，他被日军逮捕，继而杀害，成为早期新文学莫大的损伤。陆蠡的独创在于断然割舍冗文赘念，而全然投入一个单纯的情境，务求经营出饱满的美感。也许议论亦非他所长，但是他未曾‘添足”，所以你也捉不到他的短处。例如《贝舟》一文，破空而来，戛然而止，中间的神秘之旅原来是一场白日梦。此文幻而似真，叙事、写景、笔法都飘逸清空，不像徐志摩那么刻意著墨，已经摆脱了写实的局限。《囚绿记》里，一个寂寞的人把窗外的常春藤牵进房来，做他的绿友，终于怜其日渐憔悴，又把这绿囚释回。不待细赏本文，仅看文题，已觉其别出心裁了。最出神入化的一段，只从一丝萦念的线头，竟抽出了一篇唯美而又多情的绝妙小品。且看下面所录怎样无端地破题，才一转瞬，方寸之间早巳开辟出如何的气象：  

　　曾有人惦记着远方的行客，痴情地凝望着城际的云霞。看它幻化为舟，为车，为骑，为舆，为桥梁，为栈道。为平原，为崇岭，为江河，为大海，为渡头，为关隘，为桃柳夹岸的御河，为辙迹纵横的古道，私心嘱咐着何处可以投宿，何处可以登游，何处不应久恋，何处宜于勾留，复指点着应如何迟行早宿，趋吉避凶。  


　　陆蠡不愧是散文家中的纯艺术家。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最为敬仰、最为赞道的是他的崇高心灵和无私品格。与其说是陆蠡优美的散文打动了读者的心，使他留名青史，勿宁说是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他的朋友，感动了他的读者，使他成为人们永远怀念的人。近年，全国许多出版社争着出版他的散文集，浙江和台湾先后出版了《陆蠡集》《陆蠡传》，好多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论述散文部分里，都写到了陆蠡，中国现代散文的各种选集，也都选进了他的许多作品。  


　　在陆蠡的故乡，关于陆蠡，还能够说一些什么呢？唉，我是多么想了解陆蠡的童年，他的青年，他的婚姻，第一次，第二次……他的亡妻是怎么样去世的？他的新婚而不幸的妻子后来又怎么样了？他的孩子们呢？他的父母弟兄姐妹呢？人世间还有他的未发表的遗著吗？他的故居只在我的纸上谈兵，什么时候我能够有机会去瞻仰——什么时候，陆蠡的故居能够修缮建成，让我们能够深深地纪念这个大写的、有风骨的烈士！要知道，他不但是台州的骄傲，是浙江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台州的父老乡亲们，千万记住这光荣的儿子啊！   
  
稿件来源：台州文联       发布时间:2006-09-27 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