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读（1）

归于宁静

　　一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经典。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0），民国政府取前说，并推定生于公历九月二十八日。是以历来纪念孔子诞辰，以及近两年开始兴起的官方祭孔，都持此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终年实七十二岁。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殷人，他也曾说自己“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周武王灭纣后，封微子启于宋，是为春秋时期的宋国。宋国传至四代宋愍公，愍公不传位于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自己的弟弟炀公，于是发生争夺君位的动乱。炀公被愍公次子鲋所杀，但本应继承君位的长子弗父何把君位让给了弟弟鲋，自己一变而为辅佐公室的卿大夫。弗父何的五世孙孔父嘉，名嘉，字孔父，因为获赐族之典，他的后代就以他的字为氏，遂曰孔氏。宋殇公继位，孔父嘉受遗命辅佐嗣君。宋大夫华父督欲弒君，遂杀孔父嘉。孔父嘉的后人孔防叔畏惧华父督的逼迫，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故孔子为鲁国人。叔梁纥为鲁鄹（也写作陬，或邹）邑大夫，故《论语》记时人又称孔子为“鄹人之子”。
　　钱穆在他所著的《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中认为，孔子之先世，在微子启受周封为宋国君时，遂从王室降为诸侯；到弗父何把国君之位让给其弟鲋时，又由诸侯而变为世卿大夫；在孔防叔奔鲁后，则又连世卿之位亦失去，而变为士族之家，孔防叔在鲁国为防大夫，但也只是受禄为大夫，并没有采邑之封，故仍是一士人。这是孔子的家世概况。
　　关于孔子本人的生平行事，除见于《论语》者之外，还散见于《左传》、《孟子》以及《礼记》等文献中。由于史料缺失，其生平中的许多事迹都有争议，详述其本末、辨析其疑误，远非本文所能胜任。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现存最早的一篇传记，尽管后人指出有许多不实之处，但仍可借以了解孔子的大致生平，本书附录中全文收入了这篇传记，可以参读。钱穆的《孔子传》是今人所作较扼要而审慎的一篇传记，对其生平中的问题与疑点作过考证与辨析，可供参考。撮举《世家》及钱穆等人的考证，粗陈梗概的话，孔子成年后曾仕为“乘田”、“委吏”等低贱之职，约在三十岁之前，即授徒设教。三十五岁左右因鲁国内乱而适齐，一年后（或说数年）返鲁，继续教授弟子。据《世家》，约在五十一岁左右，鲁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即升为司空、司寇，先后有相定公赴齐鲁夹谷之会与隳三都的举措。由于主鲁国之政的季桓子信谗言等原因，五十四岁时遂去鲁适卫，周流诸侯间十四年之久，至鲁哀公十一年始反鲁。此后一直居于鲁国，教授弟子，从事著述，直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卒。
　　除了短暂的出仕之外，孔子一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教授弟子。《孔子世家》称孔子的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中有许多非常突出而著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专门为孔门弟子作了《仲尼弟子列传》，本书也附有这一传记，可藉以了解孔子的弟子们的情况。
　　二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变化相当剧烈。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虽然名义上仍臣服于周天子，但实际上已各自行其是，互相以武力相征伐，并不听命于中央王朝。同时，各诸侯国内部，有权势的公卿大夫也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当权者。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争夺霸权的斗争，各国内部的权臣之间也经常为权力而发生冲突。在激烈的社会变动面前，西周初年建立起来的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首当其冲，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政治失序、伦理道德败坏，已经到了非要先知先觉者作出思考和回应不可的地步。
　　这一状况还同时引发了另一个相关的、甚至更为迫切的问题，即随着社会的变动，开始出现一个独立的“士”阶层。从没落的贵族子弟和普通百姓中产生的士人，凭借自己的才干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日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新兴阶层的成员们摆脱了建立在血缘和出身基础上的责任承担机制和价值评判体系，与周初以来人们将个体成员的生命价值植根于宗国家族这一集体中的状态相比，这是一种近乎无所依傍的境遇。为此，他们迫切需要寻找相应的替代机制和价值标准。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个问题最终归结到人的生命价值问题，即：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在中国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严峻的问题。
　　孔子躬逢此时，第一个承担起寻找重建秩序之良药的历史重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他用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为自己身后两千年来的人们奠定了最基本的思想范围，确立了永恒的精神探索课题，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少数几位先知之一。
　　他的思想是如此深邃和富于洞见，以致要全面、准确地介绍这样一位先知的思想，不但远非一篇简短的导读做不到，而且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两部著作所能完成。事实上，孔子身后的历史有多长，对其思想的理解、研究就会有多长。因此，本文并不打算系统地介绍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一方面，相关的介绍文字，乃至专门的论著，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编者认为，无论是概论性的介绍，还是体系性的论述，都不能替代直接面对经典的阅读与聆听。概括、提炼；分析、综合，固有其可取处，也是学院学术的必要手段与保证，但对于这样的经典而言，仅有此却是不够的。要真正领会其思想活力，需要直接面对经典本身，要从《论语》的字里行间去发现。
　　这里只简要介绍孔子身后所获评价与地位的变迁史，希望从这一特定角度来凸显今天阅读《论语》的某些重要意义，以及编者所认为的在阅读过程中值得留意的某些方面。还在孔子生前，就有人说上天将以他为木铎，意思是说让孔子来教化人民（《论语·八佾第三》“仪封人请见”章），或者称他为“圣者”（《论语·子罕第九》“太宰问于子贡”章）。尽管孔子自己多次否认这一点，这一极高的评价在他身后却很快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论语·子张第十九》里记载了弟子们是如何推崇、捍卫自己老师地位的。战国时期流传着孔子是“素王”的说法，士人们认为孔子之德堪任大位，只因不逢其时而未果，因此只能以教授门徒的方式来教化天下，其功绩堪与在位之君王相媲美，故称“素王”。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爵活动，他先后被封为“文宣公”、“文宣王”，并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对他的尊崇，还自然地延伸到他的后人身上，孔氏后人世代受封，由“褒圣侯”进为“衍圣公”，虽历经王朝更替而不绝，直至近代革命时止。毫无疑问，对孔子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其思想学说与人格魅力的真正认可，对孔子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孟子曾经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刘勰称孔子“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心雕龙·原道》）。这是对孔子所作贡献的极为形象而深刻的评价。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的思想很快就由弟子们传播开去而成为当时的显学，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思想。尤其是经过中唐以后迄于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以程朱理学的新貌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尤为深著。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孔子先是以“托古改制”的面貌，被康有为抬出来为他的变法主张寻找合法依据；变法失败后，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前十年中，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的评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而最终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面力量受到批判和攻击。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失去了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文革”中，原本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的孔子再次为政治斗争所利用，以一个“复辟”的“孔老二”的形象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历史上，孔子的思想先后影响到东亚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和越南，被这些国家长期遵奉。十七世纪初，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在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过程中，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向欧洲传播。随着欧洲社会的历史变迁，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所得到的评价也不断地出现变化。举例来说，据研究，法国大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人曾赞扬过孔子的学说，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曾经有过最幸福的并最值得人们信赖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见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14页）。而在不久之后，随着欧洲对传统中国君主政治体制的逐渐了解，孔子及其学说便被视为造成君主专制体制的思想根源而受到强烈批评。在当代西方，包括孔子与宋明理学在内的整个儒家学说对现代社会有积极作用抑或阻碍作用，不但是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学术话题，还同时是一个现实的政治话题。这一“国际大气候”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儒学的重新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统”被几经打扮，目前似正借着国际潮流而渐受欢迎。
　　这里对孔子身后的哀荣所作的介绍，是极为简略而粗疏的，主旨不在评说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看法何优何劣，而是试图从这些不同看法中寻找认识孔子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以及当代社会里正在发生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尊崇或贬毁，也与孔子本人的学说一道，都是认识孔子时需要去面对的，是这一认识活动的组成部分。要准确认识这一切，就必须回到孔子本身。前贤虽已远去，后来者无缘亲承謦欬，不过幸好有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一鳞半爪，足供我们去细细体会。不囿于后来的成说，把孔子当作一个在场的、思想着、行动着的人，从他的音容笑貌、神情口吻和动静举止中，捕捉思想的轨迹。
　　三
　　象许多文明早期的思想家一样，孔子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贯穿在他整个人生中的实践和思考，在日常言行中教授弟子。据《世家》及孟子等人的说法，孔子曾经作过《春秋》，删过《诗》，作过阐发《易经》思想的《十翼》。但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些说法都并不可靠。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成传至今天的三百○五篇《诗经》。许多学者认为，孔子自己提到《诗》时就已称之为《诗三百》了，现存先秦文献所引的《诗》，出自《诗经》之外的佚诗数量很少，令人很难相信被孔子删掉的二千多篇诗这么早就亡佚得如此厉害。现在的三百篇《诗》应当是孔子之前就已大体编定。《世家》中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就是所谓的“十翼”。今天的学者也多认为，孔子研究过《易》，“十翼”中也引到了孔子的一些话，但并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孟子曾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在《世家》敷演此说，称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今天有的学者也有认为孔子确实作过《春秋》（如钱穆《孔子传》），但也有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孟子》中提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内容与今天的《春秋》相差较大，即使孔子确实作过《春秋》，也并非今天尚存的《春秋》。孔子曾云自己“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第九》）这是关于孔子著述最可信的一条记载，不过，这里并不一定意味着孔子作过《乐书》之类，很可能只是他和鲁国乐师谈过乐或者纠正过乐在演奏中的一些问题（《论语·八佾第三》“子语鲁大师乐”章）。因此，要了解、研究孔子的思想与人格，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论语》。
　　《论语》的得名，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意为弟子们论纂孔子之语，故取名《论语》。唐李善注《文选·辨命论》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与班固的说法差不多。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认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杨伯峻认为，这种解释含有这样的潜台词，即除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外，别人的谈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因此刘熙的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章太炎认为，“‘论’者，古者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言说有序亦谓之‘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国故论衡·文学总论》）这是从古代书籍形制及其制度来解释其得名之由。
　　《论语》是经由多人之手而编定的。这里面有孔子的弟子，也有他的再传弟子，因此全书并非成于一时。据考证，前后相距有三五十年之久。最后的编定者，唐代柳宗元认为是由曾参的学生编定，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则成书的年代，最早当始于春秋末期，最晚编定于战国初期。
　　《论语》编定后，秦火之余，传至汉代，出现了三种本子。一为《鲁论》二十篇；二为《齐论》二十二篇，其中有许多章节与《鲁论》二十篇相同，但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三是从孔子旧居壁中发现的用古文字所写的二十一篇，称为《古论》，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把《尧曰》中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故全书有两《子张篇》，篇目次序也与《鲁论》、《齐论》不一样，文字异同处有四百余字。王充《论衡》中说《古论语》有一百多篇，经过删减重复后尚有三十篇，不知何据。
　　《鲁论》和《齐论》在汉代都各有师承，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治《鲁论》，后又讲习《齐论》，故依《鲁论》篇目次序，将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号为《张侯论》。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地位隆宠，因此，他编定的本子就为当时的士人所尊奉，东汉灵帝时勒经上石，〈论语〉就是用〈张侯论〉。《古论》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后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安国注是何晏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是王肃伪造。流传至今的《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由于《论语》成于多人之手，成书的时间跨度也较大，全书的语言风格不完全一致，记事记言的体例也多有差异，有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冲突。后世有的学者据此颇怀疑其可靠性，轻者认为其中掺入他人的学说，特别是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等，甚者认为经过某些人们的有意改纂。怀疑《论语》最力的学者是清代的著名学者崔述，他在《洙泗考信录》、《余录》及《论语余说》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尽管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论语》仍然是认识、研究孔子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崔述的怀疑有的地方是过甚其辞的。本书编者认为，以《论语》中反映出来的孔子思想上的冲突以及某些观念上的矛盾（如孔子对“仁”的看法等）来判断其真伪，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注意到伟大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忽视了它的实践品格。《论语》文本在可靠性上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并不能从总体上颠覆它与孔子的关系。
　　历代为《论语》作注的人非常多，可谓不胜枚举，在此择其在《论语》注疏史上最为重要的数种作一简要介绍。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是初学者的必读书，自那时起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和《古论》，为《论语》作注，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注本。郑玄注尚残存有唐代的写本，其他汉人旧注原书则多已亡佚，一些注文则被三国时魏国的何晏采录到《论语集解》中，得以保存下来。何晏的《论语集解》出来后，一直至宋朱熹的《集注》之前，称得上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注本。其间，梁代的皇侃和北宋的邢昺又分别为它作过疏，清代的十三经注疏中，《论语》就用何晏集解和邢昺疏。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并分别为之作“集注”，其中的《论语集注》是何晏《集解》后的又一重要《论语》注本，尤其是它是明清科举考试所必须依据的本子，所以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注本。清代考据学兴起，学者多不满宋人空谈义理，因此刘宝楠采用考据学的方法，遍引载籍，折衷旧注，撰成《论语正义》（刘宝楠因病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代表了清代汉学在《论语》领域里的最高成就。
　　今人注释《论语》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各种注本层出不穷，且为适合现代读者的需要，多加上现代语体文的翻译，因其数量至多，故略过不作特别介绍。
　　四
　　如上所述，《论语》旧注本之多，解释之歧异，它书罕能与之相匹。今人又有各种现代语体文的注译本不断问世，且加之以各种阐释，愈见纷繁。为适应本书在大学课堂上讲读经典文本的需要，本编采用了集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间之以少量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编者自己只极少地对个别的注释表示过看法，也尽量少用现代语体文解释字义。这有如下几种考虑：
　　首先，旧注远则为汉代经师旧说，如马融、郑玄、包咸等，有相对确定的学术承传之迹；近则为清人集前代之大成的学术成果，立足于严谨的训诂、名物考证来探求文义。今人的语体文译注大都以这些旧说为本，不过易之以白话而已。采用旧的注文，意在不掩古人开拓之功，使读之者知其源流承变之迹。
　　其次，旧注同白话注释相比，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但对真正有兴趣的读者而言，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避免因注释文字的平易而流于表面化的理解，放弃读者自身的参与。对所有与《论语》类似的经典而言，满足于通俗平易的解释和表面上的阅读快感，则不如不读。一般读者是如此，大学里的专门学习更是如此。
　　最后，然而却最重要的是，《论语》本文与两千年来对它的注疏一道，共同构成了极为丰富而深邃、复杂的思想传统与文化传统。围绕其本文而产生的不同解释、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都无法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注释概括出来。某种程度上，对它的概括越简洁、用以概括它的语言外观越流畅悦目，则对传统的约化就越厉害，对它的损害也就越大。因此，本编不但以采旧注为主，对歧说较大的章节，还将一些重要的异说集在一起，既展示其差异，也为读者提供自己选择、判断的机会。显然，这种选择、判断是一个积极的读者应有的权利，自然，同时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应由编者或他人来包办。要选择、判断的，不仅仅是孔子的原意是什么，还有不同注疏家的解释背后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意藴，它可以小至一字一词的训诂方法，大至观念、思想的背景及其内涵和意义。
　　本编采集的旧注，以何晏《论语集解》、皇侃的《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为主，兼及晋宋以下迄于清人之间，编者以为有其参考价值的其他一些解说。要说明的是，除何氏、朱氏及刘氏三著外，其他旧注，基本仰仗程树德《论语集释》所搜集之资料，并非编者独立搜求所得。之所以在文中单列各家之说，并冠以各注家之名氏或书名，旨在便于读者了解各家注解、学说之异同。特此说明，并对前贤搜讨遗籍、勾稽旧说之勤勉精神及泽惠后来、推进学术之巨伟贡献深致敬意。今人的注释，主要是采纳了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杨树达《论语疏证》及杨伯峻《论语译注》中的一些看法。
　　“注释”基本上以字、词为单位出注，间亦视需要以句为单位。以采录旧注阐说文义为主，兼顾注重展示传统训诂方法。“集说”以章旨为主，特定文句亦视需要列有“集说”。但旧注往往不将字、词、句、章之解释截然分开，故“注释”与“集说”有时分别并不泾渭分明；有时亦可能省略其中所夹有的对字词之解释，意在避免不必要之繁琐，并非妄改旧注、厚诬古人。
　　为避免繁琐，本编对所引较多之各著，皆用简称，先附书名对照表于下，以便阅读，少量今人注解本也依此处理。
　　略称表
　　略称
　　全名
　　本编所依版本
　　孔注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
　　参合刘宝楠《论语正义》及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
　　包注
　　包咸《论语包氏章句》
　　同上
　　马注
　　马融《论语马氏训说》
　　同上
　　郑注
　　郑玄《论语郑氏注》
　　同上
　　集解
　　何晏《论语集解》
　　同上
　　皇疏
　　皇侃《论语义疏》
　　同上
　　邢疏
　　邢昺《论语注疏》
　　同上
　　补疏
　　焦循《论语补疏》
　　同上
　　集注
　　朱熹《论语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正义
　　刘宝楠《论语正义》
　　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版
　　集释
　　程树德《论语集释》
　　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
　　疏证
　　杨树达《论语疏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
　　新解
　　钱穆《论语新解》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
　　译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今读
　　李泽厚《论语今读》
　　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
　　说文
　　许慎《说文解字》
　　主要依刘宝楠《论语正义》所引
　　本书虽集旧注，但并不能就代替旧注，读者可依上表中的书目，进一步寻找旧注原书。此外，在阅读《论语》原典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相关的研究论著，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方面的书同样非常多，不难从各种渠道找到，故也不拟细致列出书目，在此只提供几种较新问世的著作的版次信息。
　　《孔子与中国之道》，[美] 顾立雅著，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孔子：即凡而圣》，[美] 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 史华兹著，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对孔子及《论语》的研究只是此书的一部分，但丝毫无损于它在这方面的成绩；
　　以上三种原版其实出版年代并不晚，不过是晚近几年才翻译成汉语；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陈来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此书同样非专门研究《论语》及孔子，但有助于更好理解孔子及其思想。
　　《通过孔子而思》，[美] 郝大维、安乐哲著，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abracadabra

归于宁静的版本？细细学习下。

归于宁静

不是我的，我是受人之托。

smithzhang

学习!

老虎

你怎么不上“百家讲坛”讲讲，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就被某些人占领了！

一诺千金

学习了!

马甲主义

后司街开个讲坛吧

夸父

继续，继续。

清天雾

很有功夫的文章,顶

褚留香

签名，售书